译文-VOXEU-700年欧洲货币史的启发

By:张纬杰

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否有助于捍卫货币币值的稳定性?什么样的方式最有可能将货币政策与政治因素相隔离?是否会有一天,主权国家作为垄断货币发行者的角色会退出历史的舞台,换言之,包括数字货币在内的私人货币是否会有真正登堂入室的一天?这些都是当代货币经济学界与普罗大众间都在热议的问题。然而,这三个问题没有一个可以轻松地给出答案,对它们的理解也因立场与视角不同而呈现出巨大的多样性。近日,VOX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三位作者从历史的角度,以欧洲国家为研究对象,包含了英格兰、荷兰、法国、瑞典、波兰、俄国、奥斯曼等欧洲主要国家,用粗线条的方式回顾梳理了过去700余年来货币体系的变迁史,对上述三个问题给出了历史学视角下的答案。文章角度新颖,深入浅出,若您也对前述三个问题感兴趣,推荐一读!

以下为正文内容:

在既有研究中,对货币体系及其稳定性的分析往往缺乏长时段的考察。本文通过研究欧洲主要国家1300-1914年的货币体系旨在对填补该领域的空白作出自己的努力。研究表明,尽管过去数百年来货币本位与货币体系历经多番变换,但财政空间、政治制度等因素对货币体系稳定性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单纯依靠货币逻辑本身作为对货币稳定原因的解释,在这种长视域下似乎表现欠佳。

在有关货币体系的研究文献中,很少有关于长时段的实证研究。大部分的所谓长时段研究,都聚焦于1870年之后金本位被广泛采用的时代。更早之前, Reinhart和Rogoff对货币稳定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回顾,而Allen、Pamuk和Özmucur则提供了关于价格水平的数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却被人忽视了的研究空白。因为,只有在更长期的视角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货币体系经历的转变,并更好地理解政治、技术、货币机构与货币政策结果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了填补该空白,在一篇最近的研究中,我们评估了货币稳定性(即,金银意义上的货币单位之稳定性)和价格稳定性(即,一揽子货物意义上的货币单位价值之稳定性)的长期图景。

我们的研究表明,货币稳定性在不同国家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欧洲西北部的国家在17世纪和18世纪时稳定了货币单位,但东欧和南欧国家的货币却继续贬值直到20世纪。我们的研究还表明,货币稳定的模式形塑了价格稳定的模式。因此,要解释价格稳定性,首先需要解释货币稳定性。最后,政治因素乃是决定货币稳定性的最重要因素,具体地,那些财力雄厚的且对行政权力有着有效限制的国家最终稳定了其货币单位的金银价值。

历史上的货币本位

直到20世纪,人类主要采用过三种货币本位:银本位、金本位与法币本位。

·在银本位下,一国将其货币单位与一定重量的银挂钩,具有内在价值的银主导了货币流通。在1870年代以前,银本位都是欧洲最常见的货币本位。

·在金本位下,各国将其货币单位与一定重量的黄金挂钩。1870年代以后,金本位成为世界上最常见的货币本位。

·最后,在法币本位下,货币单位的金/银价值可以自由浮动。法币本位由早期的分类账簿货币(ledger money,即可以通过记账方式转账的存款)和受托货币(fiduciary money,即可以按需转换为金/银的铜币和纸币)演进而来。当国家暂停其所发行之受托货币的可兑换性时,该国便转向了法币本位。这种暂停可以持续若干年到数十年不等。

一战前,各国不断在银本位、金本位与法币本位之间来回切换。

货币稳定的图景

为了研究货币稳定图景的变迁,我们采集了1300-1914年间英格兰、荷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威尼斯、瑞典、奥斯曼帝国、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的货币本位以及货币单位所含金银价值的数据,并绘制了下图:

图1展现了一个关于长期图景的概况。对于每一种货币单位而言,其最初追踪白银价值(左轴),随后追踪黄金价值(右轴),由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过度则通过一条黑色垂直虚线呈现。图1同样区分了货币本位由银本位/金本位向法币本位过渡的转折点(红色实线)。

图1中有以下几个主要的发现:

首先,以货币单位的白银/黄金价值计,数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的货币都在不断贬值。

其次,各国令其货币单位贬值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在银本位或金本位时期,各国通过降低其流通硬币中的金银含量来令其货币贬值,而在法币时代,则通过超发法币令其货币单位贬值。

第三,贬值往往是间歇性的。当一国经历长期的货币稳定后,往往在连续几年内持续贬值其货币。

第四,各国的货币稳定性存在差异。西欧国家相对较早地稳定了货币单位,而南欧和东欧国家货币仍在继续贬值。另一方面,特定货币技术或机构的引入并没有在整个欧洲大陆的范围内带来某些明显的历史性突破。

图2还表明,货币稳定性之间的差异,更多地并非体现在不同时段,而是体现于不同国家。图2首先绘制了货币单位以白银为计量的价值,随后又绘制了货币单位以黄金为计量的价值,并将1500年作为原点(彼时的价值指数设置为1),将所有样本国家都绘制在了同一幅图中。如图可见,在一个极端情况下,400年来荷兰共和国的货币只贬值了2.3倍;而在另一个极端情况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货币则贬值了接近25000倍!该研究表明,不同国家的具体因素,而非全球性或大陆性的整体冲击,对价格稳定图景的形塑作用更明显。

价格稳定的图景

接下来,我们转向对价格稳定的探究。价格稳定涉及以一篮子货币为基准的货币单位之价值的稳定性。通常,由于两个原因,货币单位可能会贬值。第一个原因是,国家主动令其货币相对于金银贬值,换言之,货币体系的不稳定带来了价格的不稳定。第二个原因则是金银相对于一揽子货物贬值,这通常是由于现代早期新大陆贵金属矿藏的发现并继而导致的贵金属涌入欧洲而造成的。

随之而来的一个实证问题为,国家的主动贬值与新大陆金银的涌入,究竟哪个在推动价格不稳定方面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下图3便为解释该问题提供了一种视角。为了令图表更简单易读,其涵盖时段仅为1500-1870年之间的银本位时代。在该图中,黄色区域描绘了价格水平,即,各国货币单位意义上的CPI,设起始点1500年为1。同时,图3将促成通胀的两大驱动力作了划分,其中,蓝线为国家主动令货币贬值造成的通胀(即由货币体系不稳定性带来的通胀);黑线为白银相对于一揽子货物贬值造成的通胀:

该图显示,就整个欧洲而言,国家主动贬值本币(蓝线)对通胀的促进作用要大于新大陆金银涌入的影响。

下面的问题就是,国家会出于哪些动机贬值其本币呢?

货币体系稳定性的决定因素

既有文献提供了两类理论来解释货币稳定的模式。第一类强调政治和财政因素,第二类则将货币贬值解释为是货币体系运作中必要的修正。对此,我们利用了1500-1910年间11个欧洲国家的年度数据及一系列经济模型分别对这两个理论进行计量经济学评测,结果显示,第一类理论似乎更站得住脚。

对于财政能力而言,有意思的是,处于中等水平财政能力国家往往更多地贬值其货币单位,而财政水平较低的国家贬值幅度反而较小,这是因为一定程度的财政能力乃是维持造币厂运作、铸币以供给国内货币流通并从贬值中攫取利润的前提条件(换言之,贫穷国家过分贬值本币会损害这一前提条件——编者注)。而财政强国货币贬值的幅度最小,因为它们可以通过税收为其支出提供资金,故没有令其本币贬值的动力。

从政体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对行政权力有严格约束的国家其货币单位贬值幅度通常较小,因为一般而言,贵族、军人与公众大都会因货币贬值而受到伤害,若一国有权力约束机制,则他们可以有效防止当局掠夺性的货币政策。

最后,我们发现,作为20世纪以前预算支出中最大的组成部分,战争往往激发贬值。

我们还检验了4种以货币体系的机制解释货币贬值的理论。根据这些理论,一国货币之贬值乃是由于调适内生价值之硬币的磨损、金银市场价格比例的变化、白银或黄金的稀缺性或报复邻国的货币贬值。但遗憾地是,我们并没有找到支持这些理论的经验证据。

从表面上看,该结果似乎出人意料,但细究起来也在情理之中。首先,以货币机制为解释的4种货币理论只与某些国家及某些时间段相关,而财政与政治类解释涵盖的国家与时间范围更广;第二,货币机制类的解释只聚焦于一次性的小幅修正,而财政/政治类解释则关注于一系列的贬值情形。概言之,货币机制理论在时空上的解释力相对于财政/政治类(政治经济学)理论较小,所以,财政与政治因素,或才是形塑货币稳定性的关键点。

启示

通过对欧洲几个重要国家数个世纪以来的货币历史之回顾,我们为当下货币经济学辩论中的一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视角。在当下的货币经济学辩论中,其中之一便是技术与机构创新与货币体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研究的时期范围内,货币体系历经了多番变化,包括分类账簿、信托货币与法币的引入等,这些变化往往拜造币厂及铸币技术的创新以及银行和法律系统等机构建制的演变所赐。我们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些创新本身未必会让货币体系更加稳定或不稳定,相反,真正对货币稳定起到关键影响的乃是国家的财政空间与政治制度,技术创新与机构变革只是工具,而不同的财政与政制状况则令不同国家使用这些工具达到不同的目的——加固其货币单位的稳定性,或破坏之。

第二个争论是国家是否可以建立某种机制来将货币政策与政治相隔离。这一争论绵延久矣,从近代利用金本位来阻止货币当局的自由裁量,到如今对央行独立性的呼吁等。暂时撇开是否应阻止货币当局的自由裁量权之争论,经验研究表明,除非首先满足了政治上的先决条件(对政治权力有所约束),否则所谓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根本不可行。具体地,我们发现无论是金本位还是银本位,其实都不构成对货币当局的硬约束,因为主权政府总能通过减少流通货币中的金银含量或改为发行法币的方式来绕过贵金属本位的“束缚”。因此,当我们说金本位或银本位有利于货币单位价值的稳定时,归根结底是因为背后的主权政府当局希望其稳定。

第三个争论关于国家能否完全退出货币体系。从历史上看,该争论集中于私人机构所发货币之可行性上,而在近期,则体现在数字货币方面。从历史长视域的角度来看,私人货币运行的货币体系是不太可靠的。历史上,私人银行、金匠和货币兑换商发明并发展着新形式的货币。但国家则迟早会挪用及垄断这些货币创新,并最终保留对货币体系的控制。对主权政府而言,货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很难想象他们会将这部分特权拱手移交给私人。

参考材料:

K. Kıvanç Karaman, Sevket Pamuk, Seçil Yıldırım-Karaman,Money and monetary stability in Europe, 1300-1914,2018.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