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及其驱力

在2000至2016年间,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快速增长,欧洲央行近期公布的工作论文呈现了过去十年全球层面和欧盟层面的FDI的主要发展和决定因素。

在大衰退之前,几乎90%的对外FDI来自于发达经济体,同时,发达经济体吸收了60%-70%的FDI流入;此外,欧盟国家占全球对外FDI的近50%。2008年之后,全球FDI版图发生了巨变,新兴经济体变的越来越重要。在2014年,新兴经济体占全球对外FDI的41%、占全球FDI流入的56%,而欧盟的份额分别下降至15%和18%。

FDI的流动主要由相对较少数量的并购活动所支配。2016年,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并购仅占所有FDI项目的1%,但占FDI总额的55%,主要投资者是美国、中国和英国,主要接受者是美国、英国和德国。此外,有证据表明,FDI和出口并不是相互竞争,而是为外国市场服务的互补策略。

最后,自2008年以来,欧盟国家不再是全球主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投资者和接受国。不过,计量经济学分析显示,加入欧盟极大地促进了成员国的FDI流入。

基本面变化

在2000至2016年间,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快速增长,占GDP比例从22%上升至35%,FDI中最活跃的成分并购(Mergers and Acquisitions,M&As)在2018年一季度达到了创记录的1.2万亿美元,这对来源国和目的地国的经济增长、生产率、薪资和就业有很重要的影响。

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FDI格局已逐渐发生变化,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投资的来源和目的地日益突出。新兴市场国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在2013年,新兴经济体首次吸引了全球一半以上的FDI流入。(图1)同时,新兴经济体的对外FDI也在2000年开始增长,到2014年,新兴经济体占全球对外FDI的41%。(图2)

图1 全球FDI流入目的地(蓝色:欧盟,黄色:其他发达经济体,橙色:新兴经济体,绿色:总FDI流入)

 
图2 全球对外FDI来源地(蓝色:欧盟,黄色:其他发达经济体,橙色:新兴经济体,绿色:总对外FDI)

在发达经济体获得的FDI流入中,并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16年,并购占发达经济体FDI流入量的约80%。新兴经济体获得的FDI流入仍然由绿地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GIs,注: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境内依照东道国的法律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所有的企业。)主导,在2016年,这一比例也为约80%。

对外FDI也存在类似的趋势,并购是发达经济体更偏好的对外投资模式,而新兴经济体更偏好绿地投资。在2003至2016年间,新兴经济体提供的绿地投资占62.7%,而并购为19.3%。

从投资行业来看,2003-2016年间的行业分布较为恒定,其中70%的并购发生在服务业,制造业为24%、第一产业为6%;在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绿地投资分布更加平均,分别为50.4%和48.2%,而第一产业为1.4%。

FDI的驱动因素

企业的国际化通常取决于三个基本前提:

  • 高生产率,只有最富生产力的企业才有能力对外投资
  • 具备企业特有的优势,不容易被转移至第三方,并且是企业产出的核心
  • 在本国具有相对较强的市场地位

因此,FDI的决定因素也能被分为三种:

  • 所有权,这样企业能够尽力发挥竞争优势
  • 区位,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区位优势
  • 内部化,企业将外国市场内部化加以利用或产生资产

相应地,FDI有四个主要驱动因素:

  • 寻求市场。企业对外投资以寻求进入新的市场,因此,FDI流入应该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市场潜力正相关。
  • 寻求资产。寻求资产的FDI受新的、互补的资源和能力驱动,这来自于企业改善或扩大现有技术、管理技能或劳动力的动机,通常适用于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在新兴经济体,技术密集度和FDI流入通常不会有正相关关系。
  • 寻求自然资源。这类FDI通常适用于新兴经济体。
  • 寻求效率。企业寻求降低劳动成本、提高生产率。这类FDI通常适用于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新兴经济体。

此外,FDI的驱动因素还有制度质量(institutional quality)、宏观经济稳定性等。较低的制度质量意味着更高的业务成本和交易成本,跨国企业可能避免进入高度不稳定、高度腐败、高度官僚主义的国家,他们注重合规和私人产权。东道国的通胀和汇率稳定是一种吸引FDI的区位优势,降低了海外资产和利润的预期价值相关的风险。

FDI和出口的关系:互补还是替代

传统观点认为,跨国企业的FDI和出口是相互替代的。跨国公司可能为了避免技术优势流失、运输成本、关税和反倾销措施等,选择FDI(横向FDI,指对同行业的FDI),而不是出口。实际上,跨国企业通常通过外国子公司的方式与出口实现互补,在全球贸易中占据了越来越高的份额。这引发了问题:什么类型的FDI与贸易开放度和出口有关?

首先,跨国公司通过纵向FDI(注:指对上下游行业的FDI)的方式进行跨国生产的分销和优化。总部和子公司执行特定的经济活动,而不是广泛的经济活动,而不同的生产地点通过贸易(即进出口)联系在一起。这种类型的投资本质上是寻求效率:跨国公司利用不同国家的特点,以尽量减少成本。结果,全球生产过程变得更加分散,因为企业将生产地点设在海外,并将投入来源设在海外。

第二,FDI也可以作为提高出口市场渗透率的工具。出口支持的FDI是指跨国公司对批发和零售部门的投资。在这种模式下,跨国公司在国外设立子公司,以进口和分销其产品或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与横向FDI不同的是,最终产品的双边出口与FDI是正相关的。

第三,跨国公司还进行海外投资,以直接向东道国和第三国提供产品。出口平台FDI旨在以互补或替代出口的方式为区域服务。这种投资策略通常针对属于某个共同市场的国家,如果国内市场的生产成本和为某一外国市场共同服务的贸易成本高于从第三国生产和出口的成本,则将采取这种投资策略。这种类型的投资并不一定会使公司在国外的整个经济活动得到复制,因为中间体和服务的贸易很可能会在公司总部和外国子公司之间进行,从而有助于全球价值链的运作。

预计贸易自由化政策将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上述类型的FDI——横向、纵向、出口支持和出口平台。贸易自由化政策可能会阻碍横向FDI,因为它们降低了贸易成本,从而降低了在国外市场生产的动机。涉及深度贸易协定的双边贸易自由化(例如,关于投资和竞争的非贸易条款、法律和体制条款以及经济合作)往往有助于促进纵向和出口支持的FDI。

实证分析:M&A与出口

将M&A来源国和目的地国的经济规模、资本密集度差、货币、特惠贸易协定或双边投资协定、制度质量与出口额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最终产品的出口对M&A项目的数量和价值都有正面的影响。这说明,M&A主要是出口支持型的。相比之下,中间产品的总体出口对项目数量或项目价值没有任何影响。然而,就项目数量而言,通过最终的进口和在国外加工的中间进口产品增加的国内附加值确实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因此,这一结果提供了垂直FDI与在国外加工的中间产品的出口正相关的一些证据。

一体化对欧盟FDI流动的影响

经济、货币和机构一体化是FDI的关键驱动因素。加入欧盟和欧元区促进了成员国直接的双边FDI流动。此外,尽管成员国之间有所不同,欧盟内部的FDI流入限制比OECD国家平均要低。在制造业,欧盟成员国之间几乎没有FDI限制,而第一产业的限制比服务业要多。

自2008年以来,欧盟国家不再是全球主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投资者和接受国。不过,计量经济学分析显示,加入欧盟将极大地促进了成员国的FDI流入

本文以完整的欧盟时期和成员国为样本,将FDI流量和经济规模、资本密集度差、是否签署特惠贸易协定或双边投资协定、经济规模相似度、人力资本差和制度质量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平均而言,加入欧盟能够提高来自其他欧盟国家的FDI流量43.9%,不过并不显著影响一国吸引非欧盟国家的FDI的能力;采用欧元货币能够提高来自其他欧元区成员国的FDI73.7%。欧盟降低了成员国之间的商业成本,刺激了成员国之间的跨境资本流动。

结论

FDI在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上升。在2000至2016年间,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快速增长,占GDP比例从22%上升至35%。新兴经济体在全球FDI中的份额越来越高,发达经济体逐步下降。

FDI主要以并购和绿地投资的方式进行。从FDI流入来看,并购是进入发达经济体的主要模式,绿地投资是进入新兴经济体的主要模式;从对外FDI来看,并购和绿地投资在发达经济体的重要性类似,而新兴经济体主要以绿地投资的方式进行对外FDI。并购主要发生在服务业,而绿地投资中制造业和服务业份额相当。

FDI的流动主要由相对较少数量的并购活动所支配。2016年,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并购仅占所有FDI项目的1%,但占FDI总额的55%,主要投资者是美国、中国和英国,主要接受者是美国、英国和德国。这些并购主要关注于收购服务业的企业。

FDI能够对东道国产生正面效果。包括寻求市场、资产、自然资源和效率的FDI。制度质量、宏观经济稳定性也能帮助吸引FDI,减少投资相关的不利风险。此外,并购和贸易并不是相互替代的,而是互补的。

欧洲一体化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FDI。加入欧盟能够提高来自其他欧盟国家的FDI流量,采用欧元货币能够大幅提高来自其他欧元区成员国的FDI。欧盟降低了成员国之间的商业成本,刺激了成员国之间的跨境资本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