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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一度的欧洲议会 (European Parliament, EP) 普票选举，将于2019年5月23-26日举行。这是继2016年全球民粹思潮初露獠牙之后，对欧盟未来方向的第一次民意检验，因此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备受关注。
2014年5月上一届选举结束至今，欧洲政治格局经历了剧变，欧洲怀疑主义 (Euroscepticism，下称“疑欧”) 论调弥漫于欧洲大陆，反移民、反建制的民族主义 (nationalism)、民粹主义 (populism) 浪潮喧嚣直上。继英国全民公投脱欧、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不再寻求连任之后，在法国总统大选中胜出的马克龙，成了硕果仅存的泛欧主义 (Pro-Europeanism) “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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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阿肯色州布拉德福德健康服务中心是一家专门为阿片类药物（opioids）成瘾者提供康复治疗的机构，28岁的罗伯特·科尔作为其职员之一，就曾经是一名瘾君子。
罗伯特自幼丧母，因情绪低落而开始服用药物。“在17岁时，我第一次接触阿片类药物，学名叫氢可酮，这种药物在美国年轻人中非常流行，它甚至被叫做‘清醒茶’”。生活的不如意在服用这种药物之后迅速消失，而且，要得到这种药物简直如同探囊取物，只要他对医生说自己感到疼痛，医生就会开出一个月的剂量。
从氢可酮开始，罗伯特便陷入阿片类药物不可自拔，并逐渐尝试了药性更强的氧可酮以及盐酸羟可待酮等等，以至于后来变得“整个人身体极度虚弱，精神也萎靡不振。我开始封闭自己，也不敢出远门，因为一旦离家超过两个小时，我就会浑身不舒服，必须服用药物”。
阿片成瘾不仅给罗伯特本人带来身心上的磨难，更让其更难融入社会。大学最后一年，罗伯特每天的阿片类药物开支已经达到200美元，远远超出承受范围。“我开始偷窃朋友、室友的物品，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拿去换钱。大学毕业后，我继续过着这种颓废至极的生活”。直到成瘾的第六年，罗伯特在父亲的帮助下才进入一家戒毒中心，经过两年时间才终于成功戒毒。
作为“阿片危机”的一个缩影，类似罗伯特的故事其实在美国各地都在不断上演。而“阿片危机”本身，正如一个三棱镜，亦折射出了美国学界、政府、医院、制药企业、保险公司之间的复杂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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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著名大鸽派 James Bullard (圣路易斯联储主席，今年开始成为FOMC票委) 做了一番十分有趣的演讲。他想证明当下所谓的“量化紧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要远小于当时的量化宽松。不过，Bullard这篇演讲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似乎有意无意地承认了QE的真相：一个没有货币的货币政策。QE绝不是媒体口中的“放水”或是“印钱”，它的本质是一场货币性假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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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是无论投资者还是决策者都非常关心的话题，而论及人民币汇率，就不得不谈及我国的汇率制度。自2005年开启汇率改革以来，我国的汇率制度在过去近15年里潜移默化间发生了很多变化，其越来越转向一个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但是在此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挑战。汇率制度的变化，对普通人与投资者会有怎样的影响？IMF的这篇论文便讲述了2005年以来我国汇率制度变迁史，我们对此作了专题译介，以期让各位读者更好理解人民币的现状与未来，欢迎阅读！
在2005年7月宣布逐渐改变固定汇率制后，中国开始定期采取措施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同时，汇率稳定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汇率已变得更加灵活，但仍受到精心管理。当局需要一个灵活的、由市场决定的汇率，以帮助吸收外部冲击，并保持货币政策影响国内经济状况的能力。由于中国正处于向浮动汇率过渡的关键阶段，研究过去的发展和现状有助于理解未来的道路。本文概述了2005年以来中国汇率制度的演变历程，阐述了中国在实现浮动汇率的道路上所面临的独特制约，分析了顺利调整所需要的支撑条件和政策。对中国而言，提高灵活性的关键制约因素在于：寻求多样化（diversification）的巨额人民币储蓄、在面临大规模贬值事件时会激起脆弱性的羊群效应，以及人民币潜在的突然波动可能导致的地区溢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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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关注海外财经圈 (Twitter/Media/Blog) 的朋友应该已经被现代货币理论 (Modern Monetary Theory, MMT) 刷屏了，这个汇集了诸多“异端”经济学说的融合理论得到了美国学术圈和政经界的极大关注 (下图)。
这场争论的背景无疑是美国联邦债务突破22万亿美元，债务上限问题重燃，学术圈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产生了忧虑。而MMT对政府债务的主要见解就是：政府不应该被财政平衡束缚了手脚，而应发挥“功能性财政”的作用。一些人据此判定MMT认为财政赤字根本不重要，政府应该直接“印钱”刺激经济 (显然片面)。但理论的纷争之所以能冲出象牙塔，得到铺天盖地的大讨论，主要还是因为政治，毕竟大众对经济问题和债务上限并不上心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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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查尔斯·古德哈特 (Charles Goodhart)，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伦敦政经学院金融市场系名誉教授，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 (CEPR) 常驻作者；罗莎·拉斯特拉 (Rosa Lastra)，伦敦玛丽皇后大学国际金融与货币法教授。
本文首发于2017年5月22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办的伦敦金融监管研讨会上。
全球金融危机余波中民粹主义的崛起和央行职权的扩大，令围绕赋予央行独立性以实现价格稳定导向的货币政策的共识，面临严峻挑战。在考察了央行独立性的经济逻辑和三个D——分配 (distributional)，定向 (directional) 和期限 (duration) 效应——之后，本文从当下辩论的三个不同维度，探讨了民粹主义的崛起——或者仅仅是对现状的普遍不满——是如何影响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最后，本文探讨了如何理解央行职权的合法性，以及央行是否存在权力僭越的问题。这些分析又促使我们去考察问责制，特别是针对央行行动与决策的司法审查。建立恰当的机制来“监护”货币与金融稳定的“监护人”至关重要。
关键词：央行独立性 (CBI)，民粹主义 (populism)，法定职权 (Mandates)，问责制 (accountability)，合法性 (Legitimacy)，司法审查 (Judici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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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的增速放缓，中国经济正迈入一个“新常态”。然而，迈入新常态的，恐怕并不仅仅中国一家。
近日，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在一篇演说中指出，由于不利的人口结构、较低的生产率增长以及颇具不确定性的外部局势，美国经济也正在迈入某种“新常态”。
那么，这个“美式新常态”又有怎样的特点？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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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曲线是几乎所有信贷产品和相关衍生品定价的基石。如今，央行不再仅仅控制短期利率，而且还通过资产购买影响长期收益率，因此，了解是什么推动了收益率曲线的变化变得尤为重要。例如，多少来自于央行的政策本身，多少是由于其他因素，如来自国外的溢出效应或增长预期改善。
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Benoît Cœuré在2017年5月的演讲中从央行视角解读了收益率曲线的变动，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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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当前美国的失业率处于50年来的最低水平，但另一方面，通胀率仍一直低于美联储2%的目标。近期，联储已经基本转向了中性政策立场，市场普遍认为今年将不会加息或只加一次。这种转变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通胀率以及通胀预期持续较低，美联储似乎都“不必担心”通胀超调的风险。甚至在美联储内部，对菲利普斯曲线是否还成立都存在争议。
近期，Peter Hooper、Frederic Mishkin 和 Amir Sufi 在芝大的重磅报告，激起了一些联储高官的响应。他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死亡。如果当前的失业缺口持续降至较低水平，则可能唤醒菲利普斯曲线，并最终导致通胀加速。美联储需要特别警惕这种风险，并坚定不移地贯彻通胀目标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