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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Mind the (current account) gap
作者：Mark Joy et al.，发表日期：2018年1月24日，原文链接
译者：钟政昊

介绍

有大量证据表明，贸易开放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生活水平。跨国证据显示，更大的贸易开放导致更高的人均收入（Frankel 和 Romer, 1999）。这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的：一项对138个国家的研究发现，从长远来看，开放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生产率几乎是一比一增长的（Alcala 和 Ciccone, 2004）。Ahn等人（2016）估计，关税每降低1个百分点，生产率就会提高2%。

开放通过一系列渠道支持了经济发展活力。它通过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促进了创新和新技术的应用。它允许企业更加专业化并利用规模经济效应以提高生产效率。在更大的市场中运作将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这有利于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国内效率更高的企业，从长远来看，这将增强经济发展活力。更大的金融开放提高了储户与借款人的匹配度，从而降低了融资成本，促进了投资，最终实现了经济增长。

为了攫取贸易带来的实质性利益，资源被重新分配，这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分配后果。但与此同时，贸易使消费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这一渠道往往有利于低收入家庭（Faijgelbaum 和 Khandelwal, 2016）。实际上，贫穷的消费者在贸易活动更频繁的行业（如食品和饮料）上的支出相对更多，因此在开放贸易后可以享受更大价格下降带来的好处。总体而言，有证据表明，在过去30年里，更加开放的贸易是导致世界贫困人口比例大幅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BIS, 2017 和 IMF/WTO/World Bank, 2017）。

但贸易自由化是非对称的，因为相比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并没有实现更大程度的自由化。本文探讨了这一点是如何导致贸易失衡——一国进口与出口之间的差异——以及因为这种差异，各国需要相互借贷的程度。鉴于已有贸易开放促进增长的证据，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降低全球失衡的风险，并促进全球增长。

衡量失衡最广泛的指标是经常账户，它衡量的是国家之间的净资本流动——赤字国家从盈余国家借款。各国每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举行两次会议，讨论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也包括经常账户失衡问题。IMF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平稳运行的守护者。在2017年10月举行的IMF年会上，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努姆钦表示:

正如IMF最近的外部部门报告（External Sector Reports）所强调的那样，全球再平衡还远未完成，持续的过度失衡继续给全球体系带来风险。

他进一步呼吁IMF：

……提出明确的政策建议——特别是强调盈余和赤字国家必须调整以缓解失衡。

IMF在其ESR报告中每年都会对失衡进行评估，估测失衡“过度”的程度——即超出了基本面所能解释的范围。如果真的如此，则讨论各国应采取哪些政策来减少失衡。图1显示了一些关键国家的过度失衡状态。不幸的是，在IMF所使用的模型框架中，传统因素并不能解释这些过度失衡持续存在的理由。因此，也很难为减少赤字的政策提供明确的建议。

本文的目的是，非对称的贸易自由化可能是一个被忽视的解释。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商品贸易已大幅自由化，帮助中国、德国和日本等专门从事商品制造的国家实现了盈余。相比之下，服务贸易仍然受到更严格的限制，这使得美国和英国等专门从事服务贸易的国家很难扩大出口。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可能是有助于减少失衡的明确政策建议。此外，有大量证据表明，开放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将在更大范围内有助于实现G20对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承诺。

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我们透过IMF外部平衡评估法（ External Balance Assessment, EBA）的视角对经常账户失衡状况进行了回顾。接下来我们将研究贸易政策如何有助于解释失衡，并从实证的角度评估其定量意义。最后，尽管认识到服务贸易自由化并不容易实现，我们仍讨论了其在增长方面的更广泛好处。

什么是全球失衡？

在讨论全球失衡时，最常用的经济概念是经常账户余额。它衡量的是一个经济体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净储蓄头寸。在一个经济体中，家庭、企业和政府支出的总和不一定总是等于一个国家的收入。在全球金融市场开放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有可能通过借贷或储蓄来平稳支出，以应对收入冲击或未来预期收入的变化。

因此，在一个开放的全球金融体系中，经常账户失衡是不可避免且受欢迎的特征。汇总盈余和赤字国家的这些数据就可以让你对全球失衡有所理解（见图2）。大量文献记录了2007年之前全球失衡的扩大是如何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如Bernanke, 2005; Caballero等, 2008）。他们认为，盈余国家的过度储蓄压低了全球利率，并助长了借款国的资产价格泡沫。与此同时，全球金融流动的增加也加剧了这场危机，外国资产总额占全球GDP的比例增加了四倍，期限和货币错配的情况也持续扩大。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开始缩小，从大约全球GDP的2.5%减小至1.5%左右。但近年来该比例一直持续在这一水平，造成了存量失衡的扩大。危机前夕，中国、德国和日本出现盈余，美国和英国出现赤字，这种格局一直以来并没有发生改变。

当然，许多因素解释了经常账户失衡的变动，因此，下一节将首先详细地探讨传统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继续解释非对称贸易自由化如何同样会导致这种失衡。

什么是国家间失衡的驱动力？

不同部门支出和储蓄决策的总和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经常账户的状态。总的来说，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收入和支出间的差距。因此，就像一个家庭在银行透支一样，当国家支出超过收入时，就会出现经常账户赤字。或者表示为国民储蓄与投资之差，又或者是商品和服务净出口与对外投资净收益之和。

国民收入，也被称为国民生产总值（GNP）——一个国家的居民积累的总增加值，无论他们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地理位置如何——等于一个国家的GDP（Y）加上他们从国外净资产中获得的收入F。

GNP = Y + F

经常账户（CA）是国民收入与国内支出的差额，支出包括私人部门消费C、投资I和政府部门支出G：

CA = Y + F - (C + I + G)

重新调整后，得到：

CA = (Y + F - C - G) - I = S - I

S是国民储蓄，等于Y + F - C - G。

或者我们可以将：

(Y + F - C - G) - I 替换为 Y - (C + G + I) + F

并可以看出国内产出（Y）和国内消费（C + I + G）之差是净出口（NX，出口减进口），我们能得到：

CA = NX + F = S - I

换句话说，经常项目既是国民储蓄和投资的差额，也是对外净出口和净投资收益之和。经常账户赤字（盈余）的形成需要世界其他地方的净资金流入（相反盈余意味着资金流向其他国家），这点可以在一个国家的金融账户中捕捉到。

经常账户失衡可以作为各国相对于收入水平跨期平滑支出的指标，这种跨时间机制是教科书模式，如Obstfeld 和 Rogoff（1996）的模型所关注的重点。根据这一理论，当目前收入相对于未来收入较低时，无论这是由于收入的暂时下降，还是由于预期未来收入增长相对较高，各国将通过从国外借款来维持当前赤字，以平稳消费。相反，在当前收入相对较高或预期未来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的情况下，各国将出现经常账户盈余，并积累净外国资产，以平稳消费。

因此，失衡的决定因素将是各国在影响长期收入路径因素上的差异，或者是代理人储蓄和投资的动机。这些差异可能是经济的基本结构特征的差异，例如它们的发展水平、人口结构或资源禀赋；也可能是政府政策的差异，例如社会安全网的提供、货币或财政政策或金融部门的监管。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这两类决定因素，然后总结IMF的ESR框架是如何估计失衡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基本面决定的，政府政策可能会对失衡造成何种程度的扭曲，以及仍有多少是无法解释的。

结构性因素

一个关键的结构性驱动因素与资本存量有关。人均资本较少的贫穷国家或许能够提供较高的预期边际资本回报率，从而吸引较富裕国家的投资，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水平已经较高，边际回报率可能较低。这些流动将有助于较贫穷国家的收入追赶。如果是这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应该倾向于维持经常账户赤字，从发达经济体借款。私人部门的行为倾向于支持这种模式，但由于EME主权国家不断积累的外汇储备，这种模式常常被掩盖起来（Whitaker, 2017）。

经济体的相对人口结构是经常账户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决定因素（Backus, Cooley 和 Henriksen, 2014; Lisack, Sajedi 和 Thwaites, 2017）。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化影响国民储蓄的决定。例如，一个经济体生育率的提高可能会减少国民储蓄，减少经常账户余额，因为年轻人是净消费者。相比之下，相对于其他国家，预期寿命的提高可能会增加储蓄，因为人们需要积累更多的财富，为更长的退休生活提供资金，从而提高经常账户余额。例如，德国经常引用其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其他经济体的事实来解释其经常账户盈余。

石油等资源禀赋在经常账户余额的决定中也发挥着作用。虽然今天的储备充足，但未来可能会耗尽，因此大宗商品生产国可能会在今天增加储蓄，并实现经常账户盈余，从而积累资产缓冲较低的未来收入。此外，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对这些国家来说就像收入冲击，会导致净借贷行为以平缓消费。

政策制定

“未雨绸缪”的储蓄行为也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例如，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加上社会保障网络不足，或者人口老龄化而没有足够的国家养老金供应，可能会增加家庭的预防性储蓄，从而使一个国家更有可能出现经常账户盈余。

消费相对于收入的平滑程度可能受到是否能获得融资渠道的限制。因此，金融自由化的程度也可能是决定国内储蓄和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当金融市场发达时，国内储蓄可能会下降，投资可能会上升，因为借贷约束放松，资本市场一体化降低了借贷成本。因此，金融更为自由的国家可能更容易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但松懈的国内金融监管，例如允许银行以不审慎的低利率放贷，可能会鼓励过度支出和经常账户赤字。正如负债累累的家庭可以最终失去获得信贷的资格，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过高的积累对外负债可能会使经济体容易受到资本流动戛然而止的伤害，迫使其突然地削减支出，造成更严重的金融危机（Al Saffar, Ridinger 和 Whitaker, 2013）。而这些金融危机反过来又会影响那些一直保持经常账户盈余，因而积累了许多资产（如今已受损）的海外国家。

货币、财政或汇率政策也可能导致经常账户失衡。例如，在资本流动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政府购买外币来建立外汇储备，他们的汇率就会贬值。反过来，通过降低出口相对于进口的价格，这将逐渐增加经常账户。

大量文献研究了财政政策对经常账户余额的影响（Abbas等, 2010）。如果政府增加了财政盈余，而私营部门没有通过减少储蓄来完全抵消这一点，那么国民储蓄和经常账户就会增加。实证研究估计表明，这对经常账户有净影响。

货币政策对经常账户的影响则模糊不清。一方面，较为宽松的政策可能导致实际汇率走弱，推高经常账户。例如，在IMF的EBA方法中，货币政策有助于解释实际汇率的变动，这种联系的强度取决于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另一方面，宽松的政策刺激了国内需求，这可能会压低经常账户。这些因素的相对强弱因国家而异。

观察到的失衡在多大程度上是过度的?

对全球失衡最全面的评估是IMF的ESR报告。IMF使用一个详细的跨国实证模型估计了一系列国家的经常账户“基准”。这些基准包括上述失衡的根本动因——比如人口结构或收入水平——也反映了IMF在货币和财政立场、社会支出、汇率和资本管制等领域对什么才是适当（而非实际）政策的判断。IMF工作人员还对“基准”做出了一些载量，以试图捕捉模型可能难以捕捉的特定国家因素。由于模型存在不确定性，它们将显示为一个范围。如图3所示，这与之前简单的理论基本一致：应该出现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中，有四分之三是新兴市场国家；拥有不可再生资源的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应该保持盈余；日本和德国等迅速老龄化的国家也应该保持盈余，巴西、印度和南非等更年轻的国家则向盈余国家借款，这些国家的人口因素导致了它们的经常账户赤字。

如果经常账户余额超过IMF工作人员评估的这些标准（在剔除周期性因素后），就被视为“过度”。在2017年7月的ESR会议上，IMF得出结论称，尽管自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失衡下降了约三分之一，但剩余的失衡中仍有大约三分之一是过度的。因此，IMF现有的ESR方法留下了很大一部分基本面无法解释的失衡。此外，被IMF称之为“已识别的政策缺口”——如货币或财政政策仍与它们的最佳设置相去甚远——只能解释过度失衡总量的一小部分（图4）。想要解决过度失衡问题，重要的是发现不被IMF方法论所捕捉到的那些部分。在下一节中，我们将探讨非对称贸易政策可能扮演的角色。

非对称自由贸易

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出现，贸易自由化在1995年开始加速。随着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进入全球市场，商品贸易实现自由化，商品的有效关税大幅下降。

相反，有证据表明服务贸易的成本仍保持稳定。量化贸易政策影响的一种常见方法是将服务贸易限制指标转换为类似从价关税的等价物。换句话说，如果要想产生类似的贸易抑制效应，那么类似关税的工具需要达到多高才行。作为贸易限制的一个指标，Miroudot，Sauvage和Shepherd（2013）利用了不同部门之间的差异，即贸易发生在国界之内的程度，而不是与其他国家的程度。他们估计，服务的有效贸易成本是商品贸易成本的三倍。在商品市场自由化突飞猛进的十年（1995 - 2005），商品的贸易成本下降了15%左右，而服务的贸易成本仍保持不变（图5）。这些限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服务只占全球贸易的大约四分之一，这一份额几十年来仍相当恒定，尽管约占全球GDP和就业的三分之二左右。

这种自由化上的不对称可能有利于在商品生产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比如中国、德国和日本，而不是英国和美国等专门从事服务业的国家。与此一致，在非对称自由化时期，出现并持续存在的失衡似乎反映了各国的比较优势（图6）。

在许多国家中，存在一种商品盈余（赤字）与服务赤字（盈余）相对应的模式——从图7中向下倾斜的最佳拟合线可以看出。但这种权衡取舍并不是一对一的（斜率不是45度）。因此，在图表右侧有商品盈余的国家也往往有总体经常账户盈余（绿色），而那些有商品赤字的国家则往往有总体的经常账户赤字（洋红色）。

基于这些数据中的一般模式，似乎可以合理的认为非对称贸易自由化近年来影响了全球失衡。在进行更深入的实证研究之前，有必要先考虑一下经济理论是否支持这种因果关系。

非对称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失衡?

认为贸易政策会影响经常账户的观点似乎很直观。如果各国同意降低某一特定部门相对于其他部门的关税，在该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的出口应比其他国家增长更多。这种不对称性可能导致全球失衡的扩大。

然而，这种贸易政策与经常账户之间的直觉联系并不一定适用于教科书模型中的一般均衡（Obstfeld 和 Rogoff, 1996）。如上所述，经常帐户是通过一个国家的净海外借贷——国内储蓄减去国内投资来看待的。因此，任何政策要影响经常账户，就必须影响跨时间的决策。贸易政策的永久性改变将永久性地提高一个国家的收入路径，这将导致其消费路径同等地永久性增长，从而对净储蓄没有影响。就贸易平衡而言，对国内商品需求的正冲击将改变它们的相对价格，使净出口保持不变。

因此，教科书理论指出，在一般均衡中，永久性贸易政策与经常账户头寸无关。然而，世界比教科书模型复杂得多，因为教科书模型对家庭行为和经济结构做出了严格的假设。下面我们将说明，如果放松其中一些假设——例如允许消费习惯形成，或将资本纳入生产要素投入——意味着各国的经常账户状况可能会持续受到贸易自由化的影响。

有摩擦的简单模型

这里我们考虑一个说明性的理论框架，在基准设定中，经常账户不会因永久贸易自由化而发生变化。这个模型包括两个国家。每一个都有两种类型的产出，“商品”和“服务”。我们分别给这两个国家贴上“商品专家”和“服务专家”的标签，让它们在某一种产出中享有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比较优势。每个国家的私人都会同时消费两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我们以进口关税的形式设置贸易壁垒，商品和服务的关税各不相同。自始至终，我们认为特定部门的贸易自由化指的是两国同时降低适用于进口的关税，这反映了适用于该特定部门的双边贸易协定，而不是指单方面改变国内关税。除了这些差异，两国是对称的，同时两国的私人机构还可以交易一种国际无条件债券。

在这个模型中，无论是商品贸易自由化还是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都是一样的。鉴于重点在于展示自由化如何能从目前的水平上减轻失衡，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案例。在基本模型内，全球减少服务进口贸易壁垒将提高两国的生产和消费，说明了自由化的全球益处。由于它们的比较优势不同，服务专家的产出现值将进一步上升。由于该模型假设代理人在无限范围内进行优化，可以无成本地调整消费和财富，同时假设贸易壁垒的减少是永久性的，因此他们的消费将与当前的产出现值成正比。因此，当前产出现值的一次性变动将与消费的一次性变动一对一匹配，而储蓄不变。从贸易方面看，服务专家的实际汇率将立即上升，以确保净出口和经常帐户不会增加。换句话说，这种环境产生了不相关的结果，即贸易壁垒不会影响经常账户。

然而，在现实中，由许多假设而导出的这个结果是站不住脚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将讨论对模型进行一些符合实际的内容添加，以打破不相关的结果。首先，家庭可能不会对永久性收入变化做出一对一的反应，例如，因为不同的年龄组对冲击的反应不同，又或者因为家庭不喜欢消费的急剧变化。其次，生产活动需要资本，而资本的积累则需要时间。这种改进的目的不是为了量化自由化对经常账户的影响，而是要说明在教科书模型中添加符合实际的内容将意味着非对称自由化会持续影响经常账户。

家庭部门的摩擦

家庭倾向于维持一定的消费水平，并且受到“习惯”的影响，不喜欢它剧烈地变化。在模型中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妨碍消费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做出完全的反应。

图8显示了服务专家经常帐户对永久性减少全球服务贸易壁垒的反应。平直的蓝线表示基准情况，即贸易政策的变化对经常账户没有影响。然而，当存在消费习惯时，服务专家的消费增长速度相比收入向新稳态增长的速度更加平缓，会有一段较高的储蓄时期，因此会出现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洋红线）。消费者对习惯的重视程度越高，持续性越强（橙色线）。

生产部门的摩擦

当生产部门以更贴合现实的方式（比如将资本纳入生产投入）进行建模时，经常账户将对贸易自由化做出回应。资本需要提前投资，来建立和维护它。经常账户是国内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因此投资行为在决定贸易政策的影响方面将非常重要。投资决策是跨时间的，而资本存量增长缓慢，因此不会像消费那样立即对冲击做出反应。一旦我们考虑到资本和投资，经常账户将对非对称贸易自由化做出反应。

储蓄和投资的变动，现在对于理解服务专家的经常账户为何上升非常重要。降低服务进口关税使进口服务更便宜。由于两国都使用外国生产的服务，它们较低的价格提高了投资动机。考虑到其比较优势，服务专家的收入收益足以为其额外投资提供资金。相比之下，商品专家并没有获得直接的收入，因此需要从服务专家那里借款为其额外投资提供资金。这导致服务专家的经常账户盈余（图8，绿线）提高，直到两国达到一个全新的更高的长期资本水平。

因此，我们的理论工作强调指出，在一个可靠的国际宏观经济模型中，简单、可信的假设就足以建立永久性贸易政策变化与经常账户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个模型构筑在不相关结果的基准之上。此外，在这个模型下，商品出口国和服务出口国的消费者都可以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益，比自由化之前消费得更多。尽管这些结果说明了这种效应可能存在，但我们现在还是要转向实证研究来进行定量分析。

实证经验

非对称自由化的影响

在实证方面，我们首先要解决以下问题：在过去20年里，全球商品贸易自由化是如何影响经常账户失衡，并且使这种失衡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在商品还是服务出口上？

简单浏览数据（图9）就会发现，在1995年自由化开始之前，一个国家是专门从事商品生产还是服务提供与其经常账户头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然而，正如Barattieri（2014）所指出的，在十年的全球商品贸易自由化快速发展期之后，当全球失衡达到顶峰时，专门从事服务国家的经常账户（大多都是负的）比专门从事商品贸易的国家要低。图9显示了这一明显的倾斜。自此以后，这种模式就一直持续着，尽管没有那么突出。

为了更严格地评估这一点，我们使用了IMF在EBA方法中使用的相同回归框架。IMF根据一系列解释变量，包括经济基本面因素（比如，人口和发展水平等因素）和政策变量（如医疗支出、财政平衡和资本控制等），回归了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得以评估，当所有其他因素都得到控制时，贸易政策对经常账户的边际影响。换句话说，我们正在评估贸易政策是否能帮助我们理解EBA方法无法解释的过度失衡。

我们用世界商品平均关税的长期下降来模拟非对称贸易自由化（如图6所示）。我们发现全球商品贸易自由化与更高的经常账户余额有关，如果该国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并和更低的经常账户余额有关，如果该国的比较优势是服务业。这表明了一个非对称贸易自由化导向失衡的因果链。

为了说明这些结果的定量影响，把中国和美国分别看做在商品和服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降低世界平均商品关税税率3%（1995年以来，降幅已略高于3%），中国经常账户将增加GDP的1.1%左右，同时美国经常账户将减少GDP的0.2%左右。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

作为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我们可以转化上面的实证估计来大致估算：如果每个国家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和商品相当，比如服务贸易成本的下降幅度和商品关税减少的程度相当，这对于失衡会有什么影响？这类似于本文理论模型部分中所有国家都降低服务贸易关税的情景。然后，我们可以将其与IMF对2016年经常账户失衡的模型估算进行比较。通过这样，我们发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将IMF的ESR样本国家中无法解释的“过度”经常账户失衡的绝对值缩小40%左右。

为了更好地测算未来服务贸易自由化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减少过度失衡，我们需要一种对服务贸易限制的实证衡量标准，并可以直接与可执行的政策相关。衡量服务贸易的限制是复杂的，因为服务是通过各种方式提供的，在WTO/GATS的术语中称为“模式”。服务提供商可以直接出口国外，例如通过数字手段销售软件（模式一：跨境交易）。国际贸易还包括在公司所在国向非本国居民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旅游业（模式二：海外消费）。当与客户关系密切时，企业也可以在海外建立本地分支机构，就像商业银行在海外开设零售分支网络（模式三：商业存在）。服务出口公司也可以短期派遣专业人员出国，例如工程师与客户在当地共同设计项目（模式四：自然人流动）。这些不同的交付方法将相互作用。例如，在当地市场建立外国业务并不会直接出现在服务贸易统计数据中，但可以起到橱窗效应，帮助促进跨境销售。外国附属公司的利润也将有助于产生投资收入，这是经常帐户余额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一定以服务贸易来衡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015）试图通过计算一系列服务业的综合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来捕捉这些不同的维度及其相互作用。STRI数据库综合了以下四个政策领域的法律法规数据：

(a) 外国入境限制。

(b) 限制人员的流动。

(c) 其他歧视性措施；竞争壁垒。

(d) 监管的透明度。

这些指数相对于其他调查的优势在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的（基于法定限制），而且有透明的来源和方法。它们还直接涉及各国可以减少的政策障碍。

利用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开始解决以下问题：如果服务贸易限制最高的国家实现自由化，全球失衡将减少多少？为此，我们在IMF经常账户失衡的标准EBA模型中，加入了每个国家的STRI（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OECD的限制措施从2014年才开始实施，因此我们假设，对于一个特定的国家，1995年的限制措施与2014年相同。如前所述，这一假设是基于一些研究的，即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服务贸易成本（政策限制是其中一部分）相对稳定（Miroudot, Sauvage 和 Shepherd, 2013）。

我们发现那些对服务贸易限制较大的国家往往有更高的经常账户。如果他们使之自由化，开放其服务业进口或让外资企业在当地市场更容易立足，那些在服务上更有竞争力的国家将出口更多。例如，我们估计，如果所有国家都将其服务贸易限制减少到限制最少的国家水平，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将减少GDP的0.3%左右。对于英国来说，经常账户赤字可能会减少GDP的0.7%左右（图10）。总体上，这将使IMF的ESR报告所涵盖国家的无法解释的“过度”经常账户失衡减少约40%，与前一节的测算幅度相似。

当然，仍有很大一部分过度失衡是无法被解释的，这可能是由于IMF的EBA模型没有捕捉到其他的扭曲。正如IMF最新的ESR报告所强调的那样，通过研究影响企业储蓄的扭曲可能是未来一个富有成效的方法，同时税收也是一些人强调的一个因素（如Setser, 2017）。

在实际中如何才能达到再平衡？

对于提供服务的方式，有着许多相互关联的模式，这使得服务贸易自由化变得更复杂。不同模式间的相对重要性并没有被很好理解。欧盟统计局（2016）进行的一项对欧盟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试点研究发现，跨境交易（模式一）占服务贸易的21%，海外消费（模式二）为6%，商业存在（模式三）为69%，由自然人提供服务占（模式四）4% 。

商业存在（模式三）的重要性表明了减少贸易壁垒与向外国投资开放国内服务部门之间的互补性。在一个领域的限制可能会阻碍在另一个领域减少壁垒带来的任何潜在收益。对经常帐户的影响可能来自外国直接投资的投资收益以及服务出口。

这表明，我们仅基于减少贸易壁垒的经验估计，很可能低估了潜在影响。例如，也有证据表明，服务业的国内管制——即使对外国公司一视同仁——也可以阻止外国进入者和减少服务出口（Crozet, Milet 和 Mirza, 2012）。IMF在2017年的ESR报告中指出，盈余国家放松监管可以增加它们的消费和投资，进而增加进口，最终减少失衡。

各国对提供相同服务的监管方式的差异，给出口商带来了额外的成本，因为出口商需要适应每个新市场的不同规则。Nordas（2016）发现，由平均监管差异造成的隐性服务贸易成本相当于从价税的20%至75%之间。因此，监管趋同可以降低出口商为每个市场的不同规则做准备的成本，从而带来额外的好处。

全球标准和监管合作对金融服务尤为重要，金融服务与其他（通常相关的）商业服务一起，约占全球服务贸易的三分之一（UNCTAD）。G20推进了危机后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通过实施一系列新的国际最低标准，为扩大金融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跨境活动的竞技场正在趋于公平，同时监管合作也在加强。这为各国在达成类似成果、促进贸易协定时相互尊重对方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平台。这可以作为其他服务部门的模板。

再平衡有利于增长吗？

尽管我们强调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助于解决全球失衡问题，但它潜在的回报要广泛得多。其最大的收获可能是重振全球经济增长。

Baumol（1967）的开创性工作支撑了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古典观点”。但这一观点无疑是否定的，它表明服务基本上是不可贸易的，生产力提高的余地很小。不过自那以后，服务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证据表明，服务业有着非常广泛的跨境交易（Loungani等, 2017）。而且，如果正确衡量服务业生产率，历史上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与制造业一样强劲（Young, 2014）。

许多研究证实了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联系。这包含了三个方面：服务业部门的直接利益，使用服务的其他部门在生产上的下游效果，以及服务增长的潜在分配利益。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直接益处

OECD（2017）估计，对服务贸易的限制会导致国内服务用户的价格溢价，这可以被量化为一种相当于销售税的等价物。据估计，在42个国家中，这一税收等价物的范围从公路货运的3%，到广播节目的40%不等。因此，国际服务提供者的进入可以改善消费者的选择并降低价格，有助于提高生活水平。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下游效果

服务作为整个经济生产过程的投入具有特殊性质。通过帮助协调其他生产投入（通常复杂的）的运作，教育、研发和信息通信技术等服务可以成为更传统生产要素生产率的决定因素（Francois 和 Hoekman, 2010）。运输和电信等服务也促进了地理上分散的生产过程。金融服务则允许跨时间的交易，例如信贷贸易。

因此，商品和服务贸易是相辅相成的。Baldwin 和 Lopez-Gonzales（2015）强调了服务在参与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Freeman和Mavroeidi（2017）发现，由于服务向商品贸易的溢出效应，与服务自由化相关的贸易协定条款对商品和服务贸易都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商品和服务贸易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在，相比于直接出口，大部分的服务都将融合入其他部门生产的产品之中。四分之三的跨境服务出口将直接作为生产的中间投入，这意味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B2B交易的（De Backer 和 Miroudot, 2013）。

这些相互联系与大量研究结果一致，即服务贸易可以改善整个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最近，使用行业层面的数据，Beverelli, Fiorini 和 Hoekman（2017）发现，服务业贸易自由化会对那些将服务业作为生产中间投入的制造业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国家制度设计的质量是这种影响规模的重要决定因素，机构质量高的国家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益最大。另外，通过对企业层面的案例研究，也可以得出服务业自由化对制造业生产率的类似好处（Arnold, Javorcik 和 Mattoo, 2011; Arnold等, 2016）。

由于开放的金融市场有助于压缩借贷成本，因此获得金融服务将有助于这些溢出效应。OECD（2017）发现，改革商业银行的监管环境，使其与最开放金融市场的差距减半，对于普通国家来说，可以将电子机械出口提高近8%，以及汽车出口提高约3%。

包容性增长

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服务业自由化可能使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其益处将更广泛地惠及全体民众。在每一个新市场上，遵守不同监管规定的成本会更多地落在较小的出口商身上。随着服务业贸易限制的放松和监管合作取得切实进展，中小企业（SMEs）是最先受益的（OECD, 2017）。事实证明，这对就业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中小企业在新增就业中所占的比重更大。世界银行（2012）也指出，服务业对减少贫困的贡献要高于制造业。这是因为服务业一直是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服务业的女性就业比率通常高于制造业，增加妇女就业机会与减少贫困密切相关。这些就业的增加将作为通过商品贸易自由化减少贫困的一种重要补充。

结论

经常账户失衡已上升为一项国际政策议程。尽管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失衡的绝对规模有所下降，但关键国家的过度盈余和赤字模式仍在持续。事实证明，这很难用IMF的EBA方法来解释。本文认为，非对称贸易自由化——相对于服务贸易，商品贸易壁垒大幅下降——是一种解释。如果在教科书经济模型中加入现实的假设，贸易政策可能对经常账户失衡产生持久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显著的定量效应。简单的估测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将无法解释的“过度”经常账户失衡减少40%左右。这些结果说明，服务贸易自由化，使之与商品贸易自由化达到相同水平，可能对减少全球过度失衡做出重大贡献。尽管实现起来并不容易，但这可以使得全球经济增长更强劲和更具包容性。

参考资料:

Joy, M, Lisack, N, Lloyd, S, Reinhardt, D, Sajedi, R and Whitaker, S (2018), 'Mind the (current account) gap', Bank of England Financial Stability Paper No.43.

Mind the gap！小心经常账户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