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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Tracking the international footprints of global firms；作者为BIS经济学家Hyun Song Shin、Philip Lane、Stefan Avdjiev和Mary Everett；发表日期：2018年3月；原文链接。

编译：钟政昊

译者导读

拜登政府计划“围剿”跨国公司，其财长耶伦正努力通过经合组织谈判，以期就全球最低税率达成协议。全球化下的跨国公司不断通过离岸化、迁移总部以及转移知识产权等方法，将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地区。诸如瑞士和爱尔兰这种拥有大量跨国公司总部或知识产权的国家，其经常账户和国内生产总值都受到了极大扭曲。

我们的世界观是由会计塑造的，而传统的国民核算和国际收支已不再适应一个由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世界。全球价值链的日益复杂，使得经常账户不再能准确反映实际的经济活动，因为即使货物从未经过一国的海岸线，它也能出现在该国的出口中。债务/GDP比率也可能不再是衡量金融脆弱性的好指标，因为分母已不能充分反映国内经济的规模。

本文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合并视角”，不再将跨国集团的各组成部分分配到各自所在国分析，而是将整个集团分配到总部所在国一并讨论。通过详细的案例，本文展现了跨国公司复杂的业务如何将利润在各国间调配，并扭曲了经常账户和国民核算。

下面是本文的思维导图：

1. 介绍

当前的国民核算（national accounts）和国际收支（BoP）计量框架是基于对全球经济的“岛屿”视角建立的。分析者以经济区（岛屿）为调查单位，衡量各岛屿内部的经济活动和岛屿之间的贸易。在最简单的情况下，劳动力、生产过程、公司总部、管理层和股东都位于同一经济区，而其边界通常由国界线界定。

国民核算中的关键概念是居住地（residence）。国民核算提供了关于岛上居民活动的信息。在简单的情境下，居住地是清晰明确的。例如，对于一个在岛上开工厂生产货物的公司，从同一岛屿雇用工人，并由岛上居民所拥有，其居住地与经济活动地点相吻合。如果该公司出口货物，那么货物就会越过岛的边界进入另一个岛。因此，出口数据也将体现在海关数据中。

然而，“居住地”是一个法律概念，表示一个实体与一个地点之间的关系。对于个人来说，在另一个国家旅行并不意味着他就是那个国家的居民。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居住地被定义为“与其有最紧密联系的经济区域，表现为其主要的经济利益中心”。但是，“居住”在A岛上的公司可以在其他地区运营。例如，它可以与B岛的一家公司签订一项合同制造协议（contract manufacturing agreement），并在C岛出售产品。货物从B运往C，却从未经过A岛的海岸线。尽管如此，销售仍将被计入A岛的出口，并进入A岛的贸易和GDP统计数据。即使A岛没有工人因此受雇，其GDP也会上升。

注：合同制造协议是指国内公司与国外另一家公司合作，让其代自己生产产品。在制造过程中，所有生产投入的所有权都由国内公司保留，因而合同制造协议在经常账户框架中被视为一种服务贸易（详见下文2.3）。

图：宏观经济会计仍固守着顽固的岛屿视角，而我们的世界观正是由会计塑造的！

与居住地概念密切相关的是“注册地“（domicile）的概念。对个人来说，注册地是一个类似于居住地的法律概念。但对于公司来说，这个术语通常用来表示集团总部的位置。指定一个地点作为其注册地有深远的影响，因为与附属公司、分公司、办事处和分包商的关系都涉及到注册地。当一家公司迁册（redomiciling）时，不仅仅意味着重新贴上标签，还包括因迁册而引起的国家间双边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变化。

在全球背景下，从会计、统计、法律和监管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上述两个视角（居住地和注册地）看作两种截然不同但又相互融合的框架。在传统国际统计框架内，“岛屿”视角将经济主体分配到被认为是它们居住地的国家。另一种合并视角（consolidated view）则将经济主体分配到母公司总部所在国家。因此，后一种办法更符合注册地的概念。在合并框架内，整个集团将被分配到总部所在国，不论其业务组成单位的居住地在何处。

自1930-40年代国民核算体系建立以来，跨国公司的活动和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这些变化，国际收支会计已不断修订，最新标准是IMF于2009年出版的《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即所谓的BPM6）。然而，全球化的步伐可以说已经超过了统计规则创新的速度。

随着经济活动以地理分散的方式进行，企业和其所有权也越来越全球化。要了解宏观经济发展、金融价格变动或公共政策对企业决策的影响，需要在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基础上，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机构单位重新归列为企业集团。然而，当前的统计仍主要以居住地为基础，通过给每个经济实体指定一个地理位置来对各机构单位进行分类。

随着企业活动日益跨越国界，它可以通过许多单独的法律实体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业务。制造业及其劳动力可以远离公司总部，也可以远离其他业务板块，如市场营销或研发。所有权也是全球性的，因为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也分布在世界各地。公司总部所在国（注册地）可以反映公司的起源和历史，或是反映税务或公司治理方面的考虑。注册地还适用于公司的资产，不仅包括实物资本，还可以包括用于创造价值的知识产权。

本文剩余部分组织如下。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讨论现行国民核算下跨国公司的计量问题。接下来，我们将研究这些问题如何在数据中体现出来。最后，我们从上述问题中总结教训。

2. 跨国企业活动如何让经常账户失真：计量问题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跨国公司的活动已经超越了现行国民核算框架的某些特点。

现行国民核算框架概述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衡量一国经济活动最著名的指标，包括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总和。GDP按支出法可以分解为：

GDPt = Ct + Gt + It + NXt

其中C和G分别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I表示投资，NX表示商品和服务的净出口（出口减进口）。

国民总收入（GNI）是一个经济体的居民在一定时期内的总收入，也包括国民在国外产生的收入。它与GDP的关系为以下恒等式：

GNIt = GDPt + NPIt

其中，NPI为净初次收入（Net primary income），即从非居民向国内居民流入的收入（贷方）与国内居民向非居民的收入流出（借方）之间的差额。初次收入可以进一步分解为雇员报酬、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租金、税收、补贴等）。其中，投资收益一般主要为股权产生的股息和债权产生的利息。

NX和NPI是经常帐户的组成部分，经常帐户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居民相对于非居民在某一段期间内商品服务贸易、收入流入和流出（初次收入）以及转移支付（二次收入）的指标。

正式地，经常账户可以表示为：

CAt = NXt + NPIt + NSIt

其中NSI是净二次收入（Net secondary income），它代表无回报的支付和收入（例如，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转移支付，如紧急援助和技术援助等）。

经常账户（CA）余额也和对外国资产及负债的净购入和卖出有关。一个国家的CA与净国际投资头寸（NIIP）之间的关系为：

NIIPt - NIIPt-1 = CAt + SFAt

其中，SFA为存量流量调整项（Stock flow adjustment term）。该项不仅反映了资产价格变动和汇率波动所产生的估值效应，而且还反映了无形资产和金融资产所有权的跨国界重新分配。

（注：NIIP是存量概念，CA和SFA是流量概念，期初NIIP存量加上本期CA和SFA流量变化就是期末NIIP的存量。为简便起见，这里假定误差与遗漏净额和资本账户为零。资本帐户包括资本转让和非生产非金融资产的取得和处置。例如，紧急援助和债务免除等）

NIIP和与其相关的投资收入（记录在初次收入中）包括五大类：(i) 直接投资；(ii) 证券投资；(iii) 其他投资；(iv) 储备资产；(v) 金融衍生品。

直接投资（Direct investment, DI）是一种国际投资形式，它反映了居住在一个经济体的实体（直接投资者）对位于另一个经济体的企业（被直接投资企业）的持久利益。直接投资关系是指直接投资者取得被直接投资企业10%以上有表决权股份，或者持股不足10%，但在经营管理中仍然保持有效的发言权。直接投资者与被直接投资企业之间的初始交易记为DI，其后的所有交易也记为DI。

投资者持有的不超过企业有表决权股份10%的股权，与可交易证券（如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一起，被归类为证券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 PI）。

其他投资包括不在直接投资或证券投资项下记录的外部资产和负债，即贷款、货币、存款、贸易信贷、衍生品和其他应收和应付账款。

储备资产包括特别提款权、货币黄金、在IMF的储备头寸、外汇资产和其他债权。

金融衍生品涵盖了一系列的产品，包括场外交易和交易所交易的合约（期权、期货、远期和掉期）。

金融危机后，学界已充分了解，诸如经常帐户这样的净额概念不足以充分展示各国间的根本联系，而这种联系很可能反映在进出不同国家部门的总流量中。

由于总资本流动的规模和复杂性日益增加，它越来越多地通过影响初次收入而进一步影响经常帐户。因此，即使在当前以居住地为基础的会计框架内，也有必要按功能组成和部门划分来分析总流量和净流量的构成。

在国际银行资金流动方面，现有研究已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例如，一些作者认为，经常账户余额并没有揭示欧洲银行在2007-09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将从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筹集的资金大规模再投资于美国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所造成的潜在脆弱性。

在本节中，我们将提供三个案例来说明全球化的一些后果。我们从与跨国公司相关的“经典”计量问题开始，说明离岸化（offshoring）如何影响国民账户。

其次，我们强调了与跨国公司迁册 ——即将公司的法定注册地迁往其他地点——相关的额外概念和计量挑战。

第三，我们描述了企业资产跨境流动带来的问题，尤其是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

2.1 离岸化问题

人们能想到的第一种全球化形式是离岸化，即通过设立海外子公司或与海外公司签订合同的方式，将部分业务流程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离岸化可以应用于制造业或支持性服务——如会计或后台业务。当离岸化通过一份公平交易合同（Arm’s length contract）运作时，离岸化就与“外包”（outsourcing）相结合了。

考虑如下例子，A国居民在国内生产商品并销售给世界其他地区。在我们的假设中，A国生产并出口价值110美元的商品，而生产投入则进口自世界其他地区，成本为60美元。因此，A国的贸易顺差为50美元，经常账余额与顺差相同（表1上半部分）。

表1：跨国公司设立海外子公司进行离岸化

现在，假设该公司通过设立一个外国子公司将其生产活动转移到C国。在这种情况下，货物的进出口不再体现在A国账上，而是出现在C国。为简便起见，我们假设C国本地（与劳动力相关和其他的）成本为零，因此C国子公司的利润就等于制成品出口（110）和生产投入进口（60）之间的差额（50）。而50美元的利润则通过经常帐户下的初次收入分项从C国转回A国（表1下半部分）。

注：净初次收入（Net primary income），是从非居民向国内居民流入的收入（贷方）与国内居民向非居民的收入流出（借方）之间的差额。因此，A国净初次收入正50，C国为负50。

通过这种方式，离岸化将A国原有的贸易顺差转化为同等大小的净初次收入。然而，两国的经常帐户余额相比离岸化之前并无改变。

转移定价（transfer pricing）是国际金融中另一个经典的计量问题。本文不准备深入讨论，因为该主题前人之述备矣。这里只需知道转移定价的影响也在经常账户中被抵消就够了。选择可以低报国内利润和高报国外利润的转移价格，意味着出口被低报的金额与海外投资收入被高报的金额完全相同（扣除任何由此产生的税收影响）。因此，经常账户中计量的贸易账余额和净投资收入都是“不准确的”，但两者影响互相抵消。

因此，与传统的转移定价问题相比，最近更重要的趋势是：通过合理选择集团总部（见2.2）和无形资产（见2.3）的地理位置来优化跨国公司的利润分布。我们将在下面讨论这些问题。

2.2 迁册问题

迁册是一种与改变集团总部地理位置有关的金融工程。它对准确计量经常账户中的投资收入项构成了挑战。我们以上面表1下半部分中离岸化后的世界为起点，演示迁册将如何影响相关国家的经常账户。

假设国家A是ABC公司历史传承的总部所在地（表2上半部分）。ABC公司的股东（证券投资者）也居住在A国。假设ABC公司决定将其总部迁往B国。通过迁册，该公司将其合法注册地迁往B国，但并不在B国产生任何额外的实际经济活动（表2下半部分）。

表2：跨国公司迁移总部对经常账户的影响

就经济活动的本质而言，前后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然而，由于直接投资（DI）收入和证券投资（PI）收入的会计处理不对称，这对两个国家的经常帐户余额都有很大影响。

DI收入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来计算的，这意味着收入是在利润产生的会计期间确认的。相比之下，PI收入采用收付实现制，即只有在实际支付股息或利息时才能确认。这种会计处理的不对称扭曲了经常账户余额的计量。

ABC公司的股东们仍居住在A国，但其原先对国内公司的股权已转换为A国对B国的PI。A国原先将其所有的海外收益都计入DI收入，因为之前ABC公司在C国的业务被视为DI。现在，对A国的股东而言，由于海外资产是作为PI持有的，所以只有派息分红才能作为投资收入。这减少了A国的经常账户余额，因为公司不可能将所有利润派息，部分利润被保留下来计入留存收益。

B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现在B国对C国的投资属于DI，因此可以获得所有的DI投资收入（50）。由于A国对B国属于PI，因此只有在实际支付股息（10）时，B国才会借记PI投资收入项。由于B国公司保留了一部分利润，这就增加了B国的经常账户（40）。

注：借记投资收入项，表示本国居民向外国居民支付；贷记投资收入项，表示本国居民收到外国居民的支付。投资收入项净额为贷方减去借方。

在这个例子中，金融账户与经常账户互为镜像。A国的国际资产负债表记录了证券权益资产的增加，而B国的国际资产负债表记录了证券权益负债的增加。因此，从纯粹的经济角度看，两国的情况与迁册前基本相同。因此，尽管对经常账户的影响很可能成为新闻头条，但金融账户和国际资产负债表并没有受到同样的影响。

这些影响已不单单是理论上的谈兵。一段时间以来，企业全球化对一些小型开放经济体国民账户核算的影响已经广为人知。而最近，几个大型发达经济体也出现了类似的重大挑战。

例如，大量跨国公司将总部设在瑞士与该国可观的经常账户盈余相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居住在瑞士的跨国企业在海外取得的利润归瑞士所有，但这些企业的最终所有者却又居住在瑞士之外。因此，向最终所有者支付股息虽然会消耗一部分流向瑞士总部利润，但也仅仅只是部分而已，大量海外利润会留存在瑞士（由于上述DI收入和PI收入会计处理不对称）。

注：瑞士相当于上面例子中的B国，而这些公司的股东位于A国。

此外，在过去10年里，许多英美公司将总部迁往爱尔兰，导致爱尔兰的投资收入出现上升。这一趋势的发展夸大了爱尔兰的净初次收入，进而夸大了其经常帐户余额。

相反，自2011年以来，英国的净初次收入出现了下降，主要反映了投资收入的下降。这对解释英国经常账户的演变影响重大，尤其考虑到自本世纪初以来经常账户与投资收入间的相关性不断增强。

2.3 无形资产在各国间的流动

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知识产权（IP）也对GDP和国际收支的计量和解释产生了重大影响。

IP是一种无形资产，包括研发（R&D）、版权和计算机软件。在2008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框架中，出口和进口的簿记取决于IP的经济所有权。因此，知识产权的跨境转移（通常受跨国公司税务筹划的驱动），可以决定进出口簿记在哪国。流动资本资产的重新配置也会通过对折旧的影响而作用于GDP和GNI的计量。这种金融工程已不再主要通过离岸金融中心进行，它还影响到发达经济体的国民账户（例如爱尔兰、瑞士、英国和美国）。

下面，我们用另一个假想的例子来说明：(i) 服务贸易的作用；(ii) 各国知识产权的转移如何影响贸易账户和经常账户。

同样，我们以前面表1下半部分描述的离岸化后的世界为起点。首先，我们假设生产投入需要使用IP。第二，与前面的例子相反，我们现在考虑本地（与劳动力有关和其他）成本的存在。

在第一个附加假设中，A国向C国出口（生产需要的）IP服务，并收取10美元的特许权使用费（表3上半部分）。此外，A国还向C国的制造商支付20美元的（合同制造）服务费，而C国除了上述10美元的特许权使用费之外，还必须支付5美元的本地（劳工和其他）成本。制造商在C国的利润（等于5，即服务费收入20，减去特许权使用费10和本地成本5）将作为初次收入转移回A国。A国也记录货物的进口（80）和出口（110）。因此，在C国生产并销往世界其他国家的产品，促进了A国的出口，尽管它从未实际越过A国的国界线。

注：如前所述，合同制造安排下的生产投入仍属于A国的经济所有权，作为分包生产过程的一部分，C国提供的是制造服务。进出口记录在拥有经济所有权的国家。

现在，假设公司将其IP资产从A国转移到B国（表3下半部分）。实际生产过程虽然保持不变，但IP资产的转移影响了A国和B国的贸易账户。位于A国的母公司已不再出口与其无形资产有关的服务——这笔收入现由B国的子公司赚取，因为它才是当前IP的经济所有者。现在，位于B国的子公司：(i) 向C国的制造商出口IP服务（10美元的特许权使用费收入）；(ii) 从C国制造商进口合同制造服务（20美元的服务费支出）。此外，货物出口（110）和进口（80）以前在A国簿记，但现在簿记在B国，因为IP资产的经济所有权现在属于B国。

表3：合同制造安排下转移无形资产对经常账户的影响

由此可见，IP资产的转移可以促进贸易账户余额，但对经常账户应该没有影响，因为净初次收入产生了抵消作用。对A国来说，净出口的下降应正好被投资收入的增加所抵消，因为位于A国的母公司仍然是最终所有者。同样，在B国的子公司向C国出口IP服务和向世界其他地方出口货物所赚取的利润，将正好被流入A国的DI收入增加所抵消。

爱尔兰近年来经历了2.2和2.3中的两种现象。大量跨国公司迁册往爱尔兰，再加上无形资产（以IP的形式）的转移以及生产过程（包括合同制造协议）的日益全球化，都极大影响了爱尔兰的国民核算。2016年7月，爱尔兰2015年国民收入和支出结果显示，实际GDP增长26%，GNI增长19%。

3. 如何在数据中发现蛛丝马迹

3.1 经常账户的金融化

在1990年代中期至全球金融危机（GFC）期间，二战后全球对外金融开放的程度大幅加快。受到金融自由化和创新的推动，外部资产和负债总额从1995年不足GDP的150%飙升至2007年的400%。GFC似乎阻止了对外金融开放的步伐，2015年的全球外部资产和负债存量占GDP的比例下降至略低于400%。

鉴于总资产和负债的膨胀，在衡量外部失衡时，对贸易账户的关注忽略了金融资产贸易的动态。在1990年代中期至GFC间，初次收入总额（相对于贸易总额）的重要性稳步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危机前跨境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的迅速扩张。

这一趋势在金融中心（FC）表现得最为明显，FC的初次收入总额与贸易总额之比从1995年的14%增至2007年的65%，增长了四倍多。初次收入对发达经济体（AE）的相对重要性也显著上升，这一比例从1995年的12%上升到2007年的23%。

金融危机之后，总外部金融头寸的回落（加上低利率环境）扭转了这一趋势，但也只是部分扭转。对于FC而言，2015年初次收入总额与贸易总额之比仍是1995年的三倍左右。相比之下，无论是在GFC之前还是之后，新兴市场经济体（EME）的这一比例都相对平稳。

深入研究初次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看出，自1990年代以来，直接投资收入的相对重要性已大大增加（图1）。不仅在全球层面，在所有主要国家集团都是如此。这种增长在FC地区尤其显著。这种现象主要是由离岸化的增长推动的。

图1：直接投资收入占贸易总额比重大幅上升

一些国家的经历凸显了这一趋势。就美国而言，其经常帐户中不断增长的（正的）净初次收入抵消了部分贸易逆差（图2，左侧面板）。相比之下，在危机后英国经常账户恶化的过程中，初次收入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图2，中间面板）。而对于爱尔兰，其经常账户的初次收入部分与其贸易账接近镜像（图2，右侧面板）。有趣的是，即使在GFC之前，初次收入对爱尔兰经常账户余额的影响就已经超过了商品和服务的净出口，这反映出大量的跨国公司活动。

图2：拆解经常账户：净初次收入对不同国家的影响

3.2 跟踪企业利润和现金持有

直接投资收入相对重要性的提高，表明跨国企业的海外利润值得特别关注。从概念上讲，有三种类型的企业利润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国内和国民收入核算（表4）。

首先，总部设在国内的公司在本国经营的利润被计入国内收入和国民收入。这种国内利润不会影响经常账户（表4黑框）。

其次，总部设在国内，经营在海外的公司的利润对国民收入有贡献，但不属于国内收入的一部分。它们被记入直接投资收入（贷方），并推升了经常账户（表4绿框）。

最后，对于在国内经营的外资企业，其利润对国内收入有贡献，但不属于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它们被记入直接投资收入（借方），并降低了经常账户（表4红框）。

表4：不同企业利润类型对经常账户的影响

因此，直接投资收入减少了产生它:国家的经常账户，但增加了：(i) 公司总部所在国；(ii) 公司股东居住国的经常账户。从经济角度来看，所有的利益都应归股东所在国所有。然而，由于现有的国际收支框架，直接投资收入（DII）与证券投资收入（PII）的非对称会计处理，上述 (i) 和 (ii) 中两组国家经常账户所受的影响是不同的（2.2节已分析）。

影响的差异取决于DII的比例（DII未分配给股东）。这种“未分配利润”可以以DII再投资收益（DII_RE）或子公司支付给母公司的股息的形式出现，这些将被计入企业现金储备，而不是支付给股东。

因此，我们可以期望在数据中找到以下实证关系。首先，跨国公司总部往往倾向于设在一些特定国家（如FC），因此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与未支付给股东的直接投资收入（以DII-贷方与PII-借方之差衡量）之间应该存在正相关关系。

其次，对于跨国公司股东通常居住的国家（如AE），经常账户余额和PII-贷方之间应该存在正相关关系。、

最后，对于那些倾向于承接跨国公司制造业务的国家（如EME）来说，经常账户余额和DII-借方之间应该存在负相关关系。

图3展示了上述三类关系存在的证据。最上面一层显示，未支付给股东的直接投资收益与三大FC（荷兰、瑞士和英国）的经常账户余额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同样，在许多跨国公司股东通常居住的三个AE（德国、瑞典和丹麦），PII-贷方和经常账户余额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中间层）。

相反，DII-借方与三个承接全球公司业务的EME（南非、土耳其和巴西）的经常账户余额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关系（下层）。

图3：三种关系的实证证据

跨国企业未分配利润的增加不仅体现在一些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中，而且还体现在大型跨国非金融企业现金持有量的演变中（图4）。自GFC以来，这些现金持有量大幅上升（左侧面板），在企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上升（中间面板）。

图4：非金融企业的现金持有量和银行存款

因此，传统的非金融企业（NFC）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只充当借款者的概念已日益过时。NFC已成长为许多主要部门的重要贷款机构。例如，NFC通过购买债券向主权国家和企业提供信贷。

NFC也是向银行提供资金的重要机构。自GFC以来，美国以外的银行报告称，非银行机构的美元存款大幅增加。这种资金来源完全抵消了2016年美国货币市场基金撤出离岸美元存款的影响。BIS区位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3月底至2017年9月底，NFC在BIS的报告银行中的存款增长了近20%（图4，右侧面板）。因此，尽管有许多因素向相反的方向推动，但NFC的未分配利润有助于保持全球流动性的相对宽松。

4. 结论

鉴于本文所述的这些计量问题，决策者在使用为过去时代所开发的经验法则时应该保持谨慎。例如，对一些国家来说，债务/GDP和信贷/GDP比率可能不是衡量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好指标，因为分母不能充分反映国内经济的规模。

不幸的是，现有的国民核算框架对包括政府部门、金融市场参与者和研究人员在内的利益攸关方造成了障碍，使其难以准确理解关键经济指标。跨国公司的复杂性表明，有必要采取额外的措施。这些措施应穿透“岛屿”视角的表象，扩大传统的国民核算框架，最终目标是建立合并的国民核算。

以居住地为基础的会计框架和合并会计框架应当是相辅相成的，而非相互排斥的。合并会计框架虽然较新，但更适合处理本文讨论的一些计量问题，但也并非在所有维度上都无条件优于基于居住地的框架。相反，它的真正好处是提供有益的补充视角。

全文完

【黑金重铸】精确理解跨国公司对经常账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