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S季刊 | 国际银行业务七十年(下)

2021/10/15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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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之间对市场份额的竞争导致国际贷款激增,放大了重大金融危机之前的信贷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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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Seven decades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来源:BIS Quarterly Review, September 2021,发表日期:2021年9月20日

译者:张小丹

BIS季刊 | 国际银行业务七十年(上)

金融创新的传播者

国际银行业务有时是金融创新的孵化器,而更多时候则是金融创新的传播者。新型金融产品或增强型金融产品——特别是银团贷款和衍生品——显著改变了银行管理与其国际投资组合相关风险的方式。

20世纪60年代末的银团贷款发展使银行更容易管理其信贷风险暴露。银团贷款程序使较小的银行能够参与国际贷款,并推动了二级市场的贷款交易。银团贷款程序还提高了可获得的贷款规模,从而吸引了包括主权国家在内的、背景更广泛的借款人,这些借款人一般会将债券市场作为首选融资渠道。银团贷款通常采取中期浮动利率贷款的形式,利率风险与银行的短期存款相匹配。由于伦敦在离岸市场的超然地位,20世纪70年代,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Libor) 作为浮动利率合约的标准参考利率应运而生。

衍生品市场的创新进一步重塑了银行的国际业务。20世纪80年代之前,银行通过在银行间市场上进行不同期限、不同币种的交易来对冲风险或建立头寸。这使得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银行间头寸膨胀。利率、外汇(FX)和信贷衍生品的发展使银行能够将风险管理活动移出其资产负债表。实际上,衍生品使得银行更容易让其投资组合的风险状况与其初始业务脱钩。银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衍生资产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约1万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年底的8万亿美元,其间变化幅度相当大(图4,右侧面板,蓝柱)。超过三分之一的衍生资产的交易对手方是外国对手方(红柱),到2020年底,这些衍生资产约占(银行业的)外国敞口总额的8%(黑色实线)。

有担保融资市场 (secured funding market) 的扩张也改变了银行对信贷敞口的管理。回购不仅拓宽了银行接触货币市场投资者的渠道,还进一步降低了银行的银行间敞口(尽管是通过增加对中央对手方的敞口来实现的)。例如,在欧洲货币市场 (euro money market) 上,大金融危机之后,无担保融资 (unsecured funding) 规模缩小到只占短期融资的一小部分(图5,左侧面板)。反过来,由高质量抵押品支持的回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支撑了标准化程度的提升和中央清算的更多使用。

图5 银行间活动让位于有担保融资

衍生品和清算回购 (cleared repo) 的扩张,使银行间联系变得更加复杂而隐晦。具体来说,虽然银行间交易仍是国际银行业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体现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银行间交易却比过去少了。国际清算银行追踪资产负债表头寸的区位银行统计数据 (locational banking statistics, LBS) 表明,1989年银行间资产占国际债权的比例达到73%的峰值,但到2021年初已降至50%左右(图5,右侧面板)。剔除集团内部头寸(即同一银行集团办公室之间的业务)后,这一降幅更加明显,从1989年的44%降至2021年的20%。

市场份额竞争和信贷繁荣

到上世纪70年代,监管套利和金融创新的结合,已经把国际银行业务变成了一个扩大信贷的强大机器。金融自由化和银行间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驱动这台机器,并进一步推动增长。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银行是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贷款机构。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银行取而代之(图6,底部面板)。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头十年,欧洲的银行获得了市场份额,但在大金融危机之后,它们又让出了市场份额。

国际银行信贷的增长往往快于国内信贷,导致借款国在经济繁荣时期的金融失衡加剧。国际银行信贷的银行间部分尤其不稳定,与全球经济繁荣和萧条同步波动(图6,上面板)。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后金融危机出现得更加频繁,部分原因是国际银行业务造成信贷过剩。1980年之后,国际债权增长的三个高峰与战后危机同时发生: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2009年的大金融危机(上面板)。当时崛起的国家银行体系发挥了关键作用(下面板)。

图6 市场份额竞争激发国际银行业务繁荣

1982年危机发生的背景,是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际银行信贷长达10年的扩张。到20世纪60年代末,银行之间的竞争压低了向发达经济体发放跨境贷款的利润率。为了寻求更高的回报,银行增加了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主要是主权借款人)的贷款。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银行主导着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贷款,随后的10年中,日本和欧洲的银行也逐渐打入这一市场。在1973年油价上涨后,来自产油国的存款改善了银行(特别是美国以外的银行)的融资条件,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贷款的增长。

银行在拉丁美洲找到了急切的借款人,这些借款人最初为了工业化和进口融资,后来又为了偿还不断增长的债务而借款。对这些借款需求的争夺,加上当时认为主权国家是低风险借款人的观念,导致银行在大规模放款的同时也放宽了贷款条件。从1974年年底到1982年年中,该地区的跨境债权增长了三倍多,从430亿美元增至1,970亿美元,远超其他地区的国际银行信贷增长(图7,左侧面板)。

图7 国际信贷促进拉美和亚洲新兴国家的信贷繁荣

然而,在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无法偿还外币债务后,国际银行们发现,起初通过银团贷款转移给借款人的利率和汇率风险,最终转化为其自身负债表上更高的信用风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市场份额竞争也很激烈。在20世纪80年代,较低的资本成本使日本银行业得以提高杠杆水平并进行国际扩张(图6,底部面板)。特别是,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推动了银行间贷款的繁荣(上面板)。对这一时期日本银行业资本不足的担忧是1988年《巴塞尔协议I》出台的动力之一。

1990年开始的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为日本银行业带来了一段较长的紧缩时期,但并非所有地方都是如此。从1990年年底到1997年年中,日本银行业对亚洲新兴市场的债权翻了一番,从600亿美元增加到1,240亿美元。它们曾经是该地区最大的外国债权人,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夕约占国际信贷的三分之一(图7,右侧面板)。亚洲新兴市场的信贷繁荣也吸引了欧洲银行业,它们在该地区的债权总份额从1990年年底的35%上升到1997年年中的51%。

1997年7月,泰国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导致银行开始从亚洲撤资,并于1998年在全球范围内撤资。国际银行债权的增长速度从1997年年末的15%下降到1998年年中的10%。1998年10月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LTCM) 倒闭后,1999年年中,国际银行债权增速降至1%(图6,上面板)。

在大金融危机的形成过程中,市场份额竞争以及由此导致的信贷标准降低再次发挥了作用。由于对总体杠杆率几乎没有监管限制,欧洲的银行(尤其是比利时、荷兰、德国、瑞士和英国的机构)以及美国的投资银行都提高了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这些银行由此推动国际银行信贷增速在2007年年中超过20%(图6,底部面板)。

在此期间,国际信贷的加速增长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许多借款国、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信贷繁荣。大金融危机爆发前夕,银行对非银机构的直接跨境信贷的增速远远快于本地银行信贷(图8,左侧面板)。银行还向本地银行发放跨境贷款,然后由本地银行将资金输送给本地非银借款人。这种间接渠道使信贷增长超过国内存款增长。例如,在大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匈牙利和波罗的海国家的非银机构直接跨境信贷和间接跨境信贷迅速增长,到2008年,非银跨境信贷余额已占到这些国家银行信贷余额的一半以上(中间面板)。

在2000年代中期的房地产繁荣时期,即便欧洲银行在美国的抵押贷款初始业务 (mortgage origination business) 当时尚未起步,但担保债务凭证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CDO) 以及相关信用衍生工具的发展壮大,仍让它们得以参与到市场热潮当中。这些欧洲银行的美元资产比美元负债增长得更快,使得它们面临一个巨大的融资缺口(即美元资产超过美元负债)——这通常是通过外汇互换来对冲的(图8,右侧面板,黄色面积区域)。2008年,美国房价泡沫破裂,加上雷曼兄弟破产后美元融资市场停滞,使得银行被迫去杠杆,将2009年国际债权的增速推至远低于零(图6,上面板)。

大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银行业务的增长受到抑制。遭受巨大损失的欧洲银行纷纷退出国际市场,从而缩小了资产负债表。与此同时,加拿大、中国、日本和几个规模更小的银行体系也将触角伸向全球。然而,自2008年以来,银行的国际债权的发展并没有跟上全球经济活动的步伐(图1,左侧面板)。国际银行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大金融危机后银行监管改革的限制,这些改革提高了银行的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 (risk-based capital requirements),收紧了杠杆限制,并对融资工具组合进行控制,以遏制流动性风险。这些措施提高了银行吸收冲击的能力,但也提高了资产负债表空间的成本。

非银债权人“趁虚而入“。国际清算银行的全球流动性指标显示,从2008年年中到2021年3月底,美国以外非银借款人的美元信贷余额增加了一倍多,达13万亿美元。然而,在此期间,银行贷款的比例从60%降至47%。非银借款人越来越多地在债券市场上进行外币融资,而不是通过银行。这使得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非银金融机构作为信贷供应商的作用日益突出。

政策应对

政策制定者用三种方式应对国际银行业务带来的挑战。首先,政策制定者将国际银行业务置于聚光灯下。每一次危机发生后,国际清算银行的国际银行业务和金融统计都有所改进 (Box B) 。国际银行业务一直是国际清算银行会议的定期讨论主题,特别是对1971年成立的欧洲货币常设委员会(后来更名为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而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讨论集中在货币稳定的影响上,而后来的讨论转向了金融稳定。

第二种应对方式是加强银行的国际监管标准。1974年成立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推动了对银行全球业务的综合监管,并在1982年危机之后就最低资本充足率框架达成了一致。近年来,该框架历经扩展和修订,最近一次是在大金融危机之后,当时《巴塞尔协议III》不仅收紧了资本约束,而且还规定在经济繁荣时期进一步收紧资本约束。

第三种应对方式是设立央行互换额度,以在市场动荡时期支撑资金流动性。早在20世纪60年代,各国央行就已经协调注入美元资金,以减轻离岸市场的压力。这些操作在大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危机期间提前使用央行互换额度,以缓解非美国银行短期美元融资需求带来的压力。

近年来向非银金融的转变带来了其特有的挑战,但正在讨论中的应对措施在形式上是相似的:提高非银金融的透明度、修订监管规定和流动性保障。尽管如今银行被视为金融体系的力量源泉,但过去几次市场动荡表明,非银金融机构的问题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向银行蔓延。

Box B国际银行业务的历史数据

国际清算银行与各国央行合作,从1963年开始收集有关国际银行业务的统计数据。区位银行统计数据 (locational banking statistics, LBS) 提供关于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地域和货币组成的信息,包括其集团内部业务。合并银行统计数据 (consolidated banking statistics, CBS) 在全球综合的基础上衡量银行的国别风险暴露。这两个数据集在过去几十年里——通常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有所增强。在国际清算银行的网站上,可以找到较为完整的LBS(自1977年起)和CBS(自1983年起)。

本文还使用了1977年之前发布的不太完整的LBS。从1963年开始收集的数据只包括以报告国本币以外的货币计价的跨境债权。首批报告银行数据的11个国家是: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瑞典、瑞士和英国。从1966年年底开始,该数据扩大到涵盖所有币种的跨境债权。第二次大规模扩张发生在1973年年底,彼时美国和新加坡成为报告国。从1974年年底开始,LBS纳入以外币计算的本地债权,令国际债权的计算成为可能。从那之后,报告国的数量增至48个,包括1983年年底以来加入的加勒比和亚洲金融中心,以及2000年以来加入的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

从历史上看,LBS的货币细分项聚焦主要货币(如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瑞士法郎)和报告国的本币;所有其他货币被合计在一起。这使得国际银行业务分解为三个细分市场(详见Box A和图1)的过程变得复杂。各细分市场的估算方式如下:

•以借款人本币计价的跨境债权的计算方法为:对美国居民的以美元计价的跨境债权、对欧元区居民的以欧元(或欧元区传统货币)计价的跨境债权、对日本居民的以日元计价的跨境债权、对英国居民的以英镑(包括根西岛、马恩岛和泽西岛)计价的跨境债权,和对瑞士居民的以瑞士法郎计价的跨境债权,再加上除上述以报告国货币计价的五个国家之外的报告国银行的跨境银行间负债。

•相关货币区的银行持有的、以借款人外币计价的跨境债权的计算方法为:报告国银行以其各自本币(即借款人的外币)计价的跨境债权,减去从1999年开始欧元区内部以欧元计价的债权,再减去从2001年年末开始根西岛、马恩岛、泽西岛和英国之间以英镑计价的跨境债权。

•离岸债权的计算方法为:国际债权减去上述两个细分市场后的剩余部分。在2010-2020年期间,离岸债权可能被高估了8%(早期该数据较低),因为它们包括了可能以借款人本币计价、但未报告完整货币细分项的少量跨境债权。


全文完

译者:张小丹

来源:Seven decades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BIS Quarterly Review, September 2021, Sep. 20th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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