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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威斯康辛公共电台 (Wisconsin Public Radio) 全国广播节目“据我们所知”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执行制片人Steve Paulson,与《人类简史》(Sapiens) 作者、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诺瓦·赫拉利 (Yuval Noah Harari) 的对谈实录。

引子

不过几年前,尤瓦尔·诺瓦·赫拉利 (Yuval Noah Harari) 还是一位鲜为人知的以色列历史学家,总喜欢去探讨一些宏大的话题。随后他撰写了《人类简史》(Sapiens),这是一本对人类历史空前全面、跨学科式的记录,不仅一举登上了畅销书榜单,四年后的今天仍旧榜上有名。与Jared Diamond所著的《枪支,细菌和钢铁》(Guns, Germsand Steel) 一样,《人类简史》中提出的令人目眩的历史观,以及赫拉利自己的古怪断言——“现代的工业化农业可能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犯罪行为”——让其成了必读之而后快的选择。这本书还为他赢得了一群高曝光度的“死忠”,包括巴拉克·奥巴马,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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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

  1. 政策利率已经接近中性水平的下沿,表态加息空间不大
  2. 强调政策基于经济前景(数据),尤其是就业及通胀
  3. 明确提及在下半年结束缩表的可能性。
  4. 提及将MBS的偿付本金再投资到美国国债当中(资产结构变化)
  5. 有与会者建议联储提供利率上限便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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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国是世界上国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近日,IMF经济学家撰文详细分析了中国储蓄的部门组成,并依此考察了各经济部门储蓄率的变化和根本驱动因素。今天,中国的高储蓄主要来自家庭部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经济转型中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展望未来,人口老龄化又将导致政府社会保障大幅支出,给财政和家庭储蓄带来下行压力。此外,随着经济更多地转向服务业,劳动成本占收入比例上升,企业储蓄也可能会温和下降。根据IMF的预测,到2022年,国民储蓄占GDP比例预计将下降4.5个百分点,到2030年将下降近10个百分点。

从历史上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民储蓄一直处于高位,约占GDP的35%至40%。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储蓄在2008年达到了GDP的52%的峰值。全球金融危机 (GFC) 之后,储蓄在2017年逐渐下降到46%。然而,尽管有所放缓,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全球平均储蓄率为20%,新兴经济体为15%。

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影响,而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国民储蓄的构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现在是主要的驱动因素。IMF学者认为,未来的储蓄轨迹或将决定中国的再平衡之路

文章将全面分析中国家庭、企业和政府部门储蓄行为的驱动因素,并提供中期储蓄率预测和前景展望,欢迎进入小程序内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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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停滞以来,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便一向以激进和大胆著称。比如,在2008年后才广为人知的量化宽松政策,其实日本央行早在2001年就使用过。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日本央行的激进程度更是进一步攀升, 在先前关于央行买股票的大讨论中,就有人搬出日本央行买股票(ETF)的例子作为论据(虽然央行买股票在我国情景下近乎于大谬,详见我们先前的分析:哪个大坏蛋让央行买股票?)。然而,实际上日本央行激进的作风并不最早始于上世纪90年代,早在100年前的昭和时期,面对一场与2008全球金融危机不相上下的全球大萧条,日本央行就已经尝试过了在现今仍然备受争议的“直升机撒钱”政策。那么,日本在当时实行直升机撒钱的背景是什么?效果如何?这又给日本的财政/货币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日本央行经济评论刊载的这篇文章为回答这些问题作生动的叙述,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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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政策在现代经济的运行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并可以对宏观经济造成不可忽视的显著影响。我国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史,既是一部宏观经济的崛起史,也是一部金融政策的演进史,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在亚特兰大联储近期公布的工作论文中,作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分为了三个阶段,即1978-1997年以国企为主导的第一阶段,1998-2015年以投资驱动为主的第二阶段,以及2015年以后以“新常态经济”为特征的第三阶段,并在这三个阶段中,分别回顾了我国金融政策对宏观经济造成的种种影响,这对理解当下的中国经济与金融局面颇有裨益。

我们将分上下两部分对亚特兰大联储的这篇论文作专题译介,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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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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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可能无法永远保持主导地位,纽约联储近期发文就美元的国际地位是否已被侵蚀进行了研究。

我们根据一种货币在外国的使用情况来考量其国际货币地位:作为官方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汇率制度中的锚定货币;价值储存和交换媒介;以及一种记帐单位,无论是用于外汇交易和国际资本市场中的交易,还是用于国际贸易的单据和结算。对国际货币的评估也可以超越传统的记帐单位定义——延伸到该货币在国际清算和结算系统、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重要金融合同中基准利率方面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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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译自欧洲央行工作论文系列第2177期。

摘要

本文确定了产生“主权-银行联结”,即银行与主权当局的金融健康相互交织现象的各个渠道。我们发现银行和主权当局通过三个相互作用的渠道联系在一起:银行持有大量主权债务;银行受到政府担保的保护;银行和政府的健康会影响经济活动,反过来也受到其影响。证据表明所有三个渠道均存在相关性。本文最后讨论了这些发现的政策涵义。

关键词:财政政策;主权风险;金融稳定;金融危机;主权-银行联结

非技术性总结

银行和主权当局的金融健康,以一种“主权-银行联结” (“sovereign-bank nexus”) 的形式相互交织,可能会加剧和加速部门各自脆弱性的形成,并导致负面的反馈循环。要提高整个系统的韧性,需要降低部门内部爆发严重压力的可能性,同时削弱联结的效力。然而设计有效的改革举措,首先需要清楚地了解产生联结的不同渠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程度。本文确定了这些渠道,评估了它们的实证相关性 (empirical relevance),并讨论了这些研究结果的政策涵义。

本文分析的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银行和主权当局通过多个互动渠道联系在一起:(1)主权风险敞口渠道(银行持有大量主权债务),(2)安全网渠道(银行受到政府担保的保护),以及(3)宏观经济渠道(银行和政府的健康会影响经济活动,反过来也受到其影响)。证据表明所有三个渠道都存在相关性。

其次,应该由全局出发设计旨在削弱联结的政策。针对单一渠道的举措,可能会对其他渠道上酿成不良后果(导致事态发展适得其反)。这还意味着,由于银行-主权联结的系统性本质,这种联结也许可以被削弱,但无法完全被切断。在政策设计时应当承认这种约束的存在。

第三,银行与主权当局更强大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治理手段,也许不能切断联结,但能够降低其相关性。更大的财政缓冲和更好的公共债务管理可提高债务可持续性,并降低主权相关银行业危机的风险。更大的资本缓冲和更好的审慎框架可以加强银行,并降低银行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

第四,阻止银行持有过多主权债券的政策,如正风险权重 (positive risk weights) 或敞口限制 (limits on exposures),可以改善金融稳定和市场效率。但它们在设计上应尽量将顺周期效应最小化。此外,银行持有一部分主权债券是金融体系的自然特征,因此在政策调整时应充分考虑较低持债所带来的好处和成本。对主权债券持有的额外披露有助于加强市场纪律。

第五,对银行处置 (bank resolution) 的公共担保和私人损失分担安排的限制,可以减少风险承担过剩(事前)和银行处置的直接财政成本(事后)。“结束大而不倒”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然而,仅仅对政府兜底措施和安全网设限,可能会加剧最终的银行业危机并增加其间接的财政和经济成本。安全网安排上的改革应从一个健全的处置框架出发,具备广泛的处置权力和工具、有效的跨境合作以及强大的早期干预权力。

第六,主权-银行联结也有国际维度。从理论上讲,如果银行资产完全做到跨境多样化配置,并且享受超国家安全网 (supranational safety net),那么这种联结势必会被削弱。但是,由于后者目前并不存在,跨境多样化配置不应成为银行懈怠的理由,因为在危机期间银行敞口(乃至于联结的强度)可能会迅速发生改变。缺乏有效的跨境处置安排会使问题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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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Darrell Bricker和John Ibbitson,内容摘编自两人所著新书Empty Planet: The Shock of Global Population Decline,首发于Medium。

正文部分

21世纪的重大决定性事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性事件之一——将是全球人口的下滑,而这一转折点很可能在未来30年内到来。这种下滑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我们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充斥于大众想象中的人口爆炸,而是人口衰退——一代接一代无情的人类种群衰减。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

如果这样的未来令你感到震惊,这并不奇怪。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本世纪我们的人口将从70亿增至110亿,在2100年后趋于稳定。然而,在全球各个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口学家认为联合国估算的结果过高。

在他们看来更有可能发生的场景,是地球人口在2040年至2060年间达到90亿左右的顶峰,然后开始下滑。到本世纪末,人口将回落至当前的水平,并稳步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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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点:

  • 对于整个市场而言,不存在流动性这种东西。金融资本主义建立在一种深刻的流动性幻觉之上。尤其是央行官员,不应对此感到困惑。
  • 这一代央行行长致力于稳定宏观经济,而且通过操纵金融环境和资产价格来实现这一点。为了在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供需之间创造一个良好的平衡,各国央行曾用非常规政策推动金融环境,但它们不太可能同时设计出一个耐久的金融资产价格平衡。
  • 在负利率和量化宽松的共同作用下,央行实施了格雷欣法则:在发行负利率“劣币”的同时,买进并囤积付息主权债务和其他优质资产等“良币”。
  • 未来的风险比你想象的更对称。一种风险是:囤积行为停止,主权债券和其它金融资产价值下降。另一种风险是:囤积行为更难逆转,央行鼓励我们从未来多借或少借的能力将会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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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国际清算银行在去年底发布的工作论文(No.762),作者Robert N McCauley是国际金融领域,尤其是全球美元流动性问题的专家。本论文是国际清算银行就经常账户、资本账户以及国际货币问题的系列研究之一。阅读我们过去对该系列研究的翻译,您可以点击阅读原文,并阅读编号为424、456、457、525的工作论文。这篇论文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角度,也引发了我的思考。

  • 对美元主导地位的解释,并非基于美国经济的规模,而是基于美元区的规模。所谓的“关键货币”(key/major currencies),特别是美元和欧元的使用是跨越国界的关键货币是其它货币的锚,且外部投资组合呈现出区域偏好,因此全球失衡也需要一个区域分析 (而非国家)。简言之,应该把一个货币区内的国家国际收支表综合起来看,而不是仅仅关注美国的国际收支表。
  • 人们总是关注美国的双赤字,但是如果以“美元区”来衡量,美国的双赤字不能等同于失衡,美元区内其它国家的盈余,已在不同但意义重大的程度上抵消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其结果是,美元区经常账户的时间特征与美国的经常账户非常不同。特别是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元为锚的亚洲国家日益增长的盈余抵消了美国赤字的扩大。事实上,在大金融危机 (GFC) 前夕,当许多人担心美元崩溃时,美元区却接近经常账户平衡。盈余和赤字同步累积了美元债权和债务,造成的汇率风险相对较小。
  • 关键货币区的角度会改变你对当下的一大全球宏观经济热点主题——毛衣战的看法,美国的目标可能并不是改变自身的经常账户赤字状况那么简单,而是重新调整区域间失衡(比如对欧元区)区域内失衡(比如对加拿大和墨西哥)。
  • 作者认为,人民币作为一种关键货币,将使美元区缩小,并扩大其经常账户赤字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可以继续深入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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