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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美国25岁至54岁的男女劳动参与率一直在下降,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针对这一问题,旧金山联储在其经济研究报告中指出:

  • 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劳动参与率差异中有四分之三可以用女性对劳动力市场的依赖来解释。
  • 加拿大的就业和社会政策,尤其是产假制度,使妇女在抚养孩子的同时更容易地留在劳动力市场中。
  • 研究结果表明,减少结构性障碍的政策可能会让数百万正值壮年的美国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而这些障碍目前使许多女性处于边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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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世界级智库Bruegel的高级研究员Zsolt Darvas对欧洲央行的预测能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指出这可能损害了其公信力。本文关键点如下:

  • 过去五年里,欧洲央行的预测被证明是系统性错误的:尽管ECB顽固地预测核心通胀率会上升,但实际却大致保持在1%,而失业率下降的速度却快于预期。
  • 这些预测错误相互矛盾,使人严重质疑ECB当前关于核心通胀预测的可靠性,并引发对ECB通胀目标的反思。
  • 由于过去所有的预测都失败了,建议对货币紧缩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这些预测本身不应足以证明加息是合理的。只有在实际核心通胀率大幅上升之后,才建议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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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印度GDP在IMF的统计中位列世界第六,其长期增长前景更是不可小觑。但是,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印度经济同样面临许多挑战。在当下,最显著的便是其影子体系风险与财政整固困局

9月21日,印度影子银行体系中的巨头IL&FS(Infrastructure Leasing & Financial Services Limited)濒于债务违约,几天内印度股指Sensex一度暴跌1500点,而由IL&FS带来的影子体系风险目前仍在发酵中,汇丰预计,由于影子体系承压,印度经济增长可能由此下降0.3%。

另一方面,持续多年的财政整固在今年也由于税收收入的下降与石油/农产补贴的增加而出现困境,3.3%(占GDP之比)的赤字目标恐怕亦难以完成,23个邦中,14个邦的财政状况在恶化,只有9个在好转(实际上印度一共29个邦,不过有6个为“联邦属地和德里国家首都辖区”,部分类似我国的直辖市)。

本文试图从过去三四十年来印度改革开放的轨迹出发,对印度影子体系与财政整固问题提供一个历史维度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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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一代的经济福祉受到了经济学家和大众传媒的极大关注。在2007-09年经济衰退期间,千禧一代进入了劳动年龄。许多陈词滥调认为,千禧一代的消费行为与前几代人有很大的不同,并将新车销量不佳、实体零售萎缩以及房屋销售和建筑业复苏缓慢怪罪到他们头上。本文通过分析千禧一代与前几代人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并比较他们的收入、储蓄和消费支出,得出如下结论:

  • 与千禧一代相关的许多人口特征,如较高的种族多样性、较高的教育程度和较低的结婚率,与人口中的长期趋势一致,并非这一代人的特质。
  • 千禧一代的生活不如他们前代人年轻时富裕,收入更低,资产更少,财富更少。
  • 在债务方面,千禧一代的债务水平与X世代相当,高于婴儿潮一代。
  • 如果考虑年龄、收入和广泛的人口特征的影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千禧一代家庭的消费品味和偏好与前代人有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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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角色已经根深蒂固。要改变这种境况,欧洲——特别是德国——需要重新考虑核心的经济政策。

对于那些设想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得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的人们而言,美元的主导地位是一种长存的挑衅。欧洲经济在规模和成熟度上与美国经济相当,但其货币欧元却屈居第二。长期以来,美元的主导地位似乎并不重要。它确实为美国带来了许多重要的益处: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廉价且几乎无限的资金;以及实施有效的国际制裁的能力,美元的主导地位意味着没有公司可以在不冒巨额罚款的情况下侵犯它们。但美国并没有以牺牲欧洲为代价来利用这些优势。

现在特朗普政府正在武装其经济政策,使欧元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成为外交政策范畴内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范畴内的问题。然而,让欧元在全球市场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野心却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障碍。不仅是因为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根深蒂固,政策变化将引发对增加欧元国际作用所需具备的其他条件——充足的欧洲安全资产供应承认其全球责任的欧洲中央银行(ECB)——的激烈抵制,尤其是来自德国的抵制。同样,全球对欧元需求增加的后果将挑战到欧元区的一些核心政策。

有三个要素决定了一种货币能否为储备货币。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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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在美国比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今天,在美国居住的人中有逾4000万出生于另一个国家,截至2016年占到全球移民人数的五分之一。美国移民的人口构成也非常多样化,在其中你可以找到来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人。

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会定期刊发美国外国出生人口的统计学画像,并比照自1960年以来的历史趋势进行分析。基于这些画像,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在Fact Tank专栏文章中,回答了有关美国移民人口的一些关键问题。

在美国究竟有多少人是移民?

美国的外国出生人口2016年达到4370万人,创记录新高。自1965年新的美国移民法取代了原先的国别配额系统后,居住在美国的移民数量翻了逾四番。今天,移民占到当今美国总人口的13.5%,是1970年时比例 (4.7%) 的近三倍。然而,今天的移民人口比例依然低于1890年的历史记录水平——14.8%,当时有920万移民生活在美国。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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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收益率曲线的变化最近吸引了多方注意,收益率曲线的逆转,即短端利率高于长端利率,通常被视为是衰退的可靠信号。

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方认为,历史规律表明,收益率曲线逆转是可靠的衰退信号;另一方认为,由于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当前的收益率曲线的形状发出的信号和过去不同。

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几个问题:

  • 收益率曲线逆转是否意味着迫在眉睫的衰退?
  • 收益率曲线逆转与经济放缓的因果关系?
  • 哪一种指标能够发出更好的衰退信号?
  • 美联储是否会/需要暂缓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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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和2018年初联邦支出的增加,大幅增加了政府赤字,这就需要增加填补缺口所需的国债数量。一个问题是,政府是否将不得不依赖外国投资者购买这些债券。纽约联储自由街博客的一篇博文对此作出了解答,其主要论点如下:

  • 当美国的实际投资支出总额超过储蓄总额时,它就在向世界其他国家借款。
  • 近年来,向国外的借款却少得多,平均每年不到GDP的2.5%,下降的原因是储蓄占GDP的比重回升快于投资支出。
  • 大萧条后,美国储蓄率上升的关键驱动力是联邦政府储蓄的改善。但是,2017年的税改和2018年初联邦支出的增加,使得政府储蓄率恶化。
  • 不过这种恶化并没有影响总储蓄,因为联邦政府储蓄的大幅下降被私人部门储蓄的增加所抵消。2018年上半年企业储蓄同比增长3700亿美元,而家庭储蓄增长1050亿美元(年化后)。
  • 这种抵消效应使美国能够在不增加外国投资者借款的情况下,为联邦政府更高的赤字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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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卡斯滕斯在与中国央行行长易纲的会见中,作了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十年:我们处在什么位置?》的演讲,提到:

央行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反应:成就与后果

央行正常化的风险:

  • 央行无法控制整个收益率曲线和风险溢价的行为。
  • 资产管理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可能加大了流动性错觉的风险:市场流动性在正常情况下似乎充足,但在市场压力下很快就会枯竭。各国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也可能助长了一些债券市场的流动性错觉。
  • 许多经济体的基本面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 其他因素可能加大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一些核心发达经济体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会通过增加已经过热经济体的政府债券供应和总需求,进一步推高利率。
  • 对于投资者将如何应对货币政策正常化,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 汇率可能导致顺周期的非线性调整。美元走软与尾部风险降低和新兴经济体借款增加密切相关,当美元走强时,这种关系就会逆转。

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是:

  • 促进增长的结构性政策不足。
  • 发达经济体的溢出效应可能变异为溢回效应。
  • 新兴经济体应该考虑将利率调整与外汇干预等其它政策选择结合起来,以应对资本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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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1-10月份全国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约4.06万亿元。其中,新增债券规模约2.12万亿元,发行进度已经超过96%;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1.94万亿元。如此大规模的地方公共债务发行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呢?

通过对2006年至2013年地方公共债务爆发式增长的研究,学者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通过收紧民营制造企业的融资约束,挤出了它们的投资,而这对国有和外资企业却没有影响。本文关键点如下:

  • 首先,地方公共债务与国内民营制造企业的市级投资率呈反比关系。工具变量回归表明这种联系具有因果性。
  • 其次,地方公共债务对民营企业中更依赖外部融资行业的投资有更大的负面影响。
  • 最后,在地方政府债务较高的城市,对于那些外部信贷受限的企业(内资民营)来说,其投资活动对于公司自身产生的现金流十分敏感,但对不受信贷约束的企业(国企和外资)来说则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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