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月,风险资产遭到抛售,市场波动很大程度反映了美国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上升。事实上,在之前的三轮衰退中,美联储在衰退前的三个月开始放松货币政策(在1991年降息0.25%,在2001年降息1.5%,在2007年降息0.5%),之后都开启了显著的进一步宽松。

为了发现金融市场定价了多少美国衰退,摩根大通观察了不同资产类别在过去衰退中的历史表现,尤其是从衰退前的高峰到衰退期间的低谷的变动。

截至2019年1月3日,美国股票市场定价的未来一年美国发生衰退的概率约为60%,高评级企业债信用利差定价的衰退概率为55%,工业金属定价的衰退概率约56%,美国国债定价的衰退概率最高,约三分之二。

唯一的例外的是高收益债,仅定价了12%的衰退概率。

整体而言,除了美国高收益债,美国股市、债券和商品市场大致定价了60%的美国衰退概率,而经济学家和市场预期分别为40%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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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友人发来一条消息,说有人建议央行直接购买A股。我恰好在高铁上,正准备好好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作为一个央行研究者,心中马上萌生出一系列问题。呼吁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为了达到什么样的政策目标?是否在合法性上有阻碍?具体怎么实施?如何与利率政策进行协调?通过什么实体进行实施?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是什么?传导机制和外溢性影响是什么?如何退出?怎样进行市场沟通?持仓披露又该怎么做?

最后友人把这个政策建议的原文发给我看的时候我简直惊呆了。全文大概也就500来字,枚举的原因和案例是日本央行的经验,政策目标简化为“稳定市场”。这可太戏谑了,要知道,这种“稳定市场”可能恰好符合明斯基的那句“稳定最终是通向不稳定的。”

之后有不少市场研究人士对这种呼吁进行了回击,我没能找到能给出合格分的文章,因此才有了这篇文章,它是为了终结这场荒谬的议论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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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2019年1月5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观点文章。

封面图为凭借民主社会主义政纲,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异军突起的纽约州新晋民主党众议员Alexandria Ocasio-Cortez(图中着白衣者) 图源:Carolyn Kaster/AP

正文部分

我不知道Alexandria Ocasio-Cortez(下文首字母缩写为AOC)作为国会议员的表现将会如何。但她的参选本身就已贡献了极高的价值。你懂的,光是想到一位年纪轻轻、口齿伶俐、富有远见的非白人女性成为国会的一份子,就能让许多右翼分子为之癫狂——而正是在其疯狂中,他们无意中暴露了最真实的自我。

有些揭示是文化上的:围绕AOC大学时代跳舞视频的歇斯底里能说明很多问题,但都无关于AOC,而是有关于那些歇斯底里者自己。但从某些角度而言,更重要的揭示是智识上的:右翼叫嚣与谴责AOC的政策思想是“疯狂”的,却可以很好地提醒人们究竟谁才是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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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arles Goodhart,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曾于1997年6月至2000年5月期间担任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于1985年至2002年期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教授,2002年后转为名誉教授。

本文首发于欧洲中央银行2018年12月发表的《中央银行学的未来》(The future of central banking) 专题论文集,编集了2018年5月16至17日学术研讨会上的成果,谨献给于2018年5月离任的欧洲央行副行长Vítor Constâncio。

介绍

我非常敬佩Vítor Constâncio,也非常荣幸他能邀请我就这一主题写一篇论文。但我的资历可能并不能充分胜任这个工作。在我这个年龄,过去显得比未来更重要。此外,我的预测能力也很弱。在我的预测世界里,希拉里•克林顿将成为美国总统,而英国仍将是欧盟成员国。除此之外,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技术变革,特别是在数字和电子领域,但我是电子时代到来前的最后一批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我去剑桥大学的时候,整个学校里只有一台电脑,它位于一个非常大的房间,有成千上万的阀门,通过一根意大利面状的电线连接在一起。当我使用一种新型电子设备时,我还必须得问我的孙辈们如何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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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造成了深远影响,也使原有的金融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财政政策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各国央行奋而起身,采用了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为匡扶摇摇欲坠的全球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央行的积极干预也带来了大量争议,这不仅涉及到货币-财政政策边界问题(继而关涉央行独立性),也涉及到央行的民主合法性问题等等。那么,这些围绕央行操作的争议,究其根本,到底是在争什么?2008年后的全球金融体系,到底展现了哪些深刻的变化?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货币银行学教授Perry Mehrling近期的一篇博文对该问题作了精要的解答,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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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发达经济体陷入了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滞涨“。彼时,美国曾一度面临高达两位数的通胀率之困,高通胀成为各国决策者密切关注的问题,而中央银行的通胀目标制也在此背景下逐渐形成。然而,时来运转,30多年过去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决策者的关注点从通胀的高企变为了通胀的低迷。长期低迷的通胀,以及相应地可能较低的中性利率,给央行决策带来了很大困扰。对此,纽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在近期的一次研讨会上对该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探讨,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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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底以来,欧元区经济活动增长明显放缓。事实上,欧元区的GDP增长从2017年第四季度的0.7%下降到2018年第三季度的0.2%。本文评估了导致经济放缓的因素,并考虑是否应将其视为意外冲击。尤其值得关注的要点是:潜在因素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是源于欧元区内部还是外部?以及经济放缓是由需求疲软还是供应收紧造成的?

与2017年底的增长预测相比,最近的产出增长的确令人失望,但与更早些时候的预期相比则不然。2017年经济增长的强劲加速,令大多数专业预测人士感到意外(见图A)。伴随着同时期世界贸易增长达到5.2%的峰值,强劲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净出口推动的。相反,国内需求增长仍与2014年至2016年经济扩张第一阶段的水平相当(见图B)。自2018年初以来,对2018年和2019年的增长预测逐渐向下修正,但2018年的GDP年增长仍有望强于2017年初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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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衰退(2007-2009年)后复苏的头五年,美国的失业率平均为8.4%,是有记录以来最弱的复苏,但随着经济持续扩张,失业率持续下降,到2018年,已经达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为什么失业率会在这么长时间内居高不下?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最近的低位?美联储的研究人员近期发文探讨了这一话题,欢迎阅读!

在大衰退(2007-2009年)后复苏的头五年,美国的失业率平均为8.4%,是有记录以来最弱的复苏(图1),但随着经济持续扩张,失业率持续下降,到2018年,已经达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为什么失业率会在这么长时间内居高不下?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最近的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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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Need to Save Ignorance From AI>

在这个“全知”算法的时代里,我们怎样才能选择“不知”?

In an age of all-knowing algorithms, how do we choose not to know?

作者Christina Leuker和Wouter Van Den Bos,系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 (MPI für Bildungsforschung,位于德国柏林的著名社科研究机构) 博士生研究员 (前者) 与研究科学家 (后者)。

正文部分

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公民们均有机会查阅斯塔西 (Stasi,国家安全部)——臭名昭著的东德秘密警察机构——围绕他们个人构建的档案。时至今日,据估计仅有10%的人真的去翻看了自己的“黑材料”。

2007年,詹姆斯·华生 (James Watson),脱氧核糖核酸 (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人之一,要求医疗机构不要向他提供任何有关其本人载脂蛋白E(ApoE) 基因的信息,该等位基因是阿尔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的已知风险因素之一。

民意调查中,大部分人表示即便能知道自己确切的死亡日期,他们也宁愿选择不知道——就连大喜事的未来日期也不想知道。

上述都是“有意无知” (willful ignorance) 的例子。 苏格拉底可能是说过“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霍布斯也许是认为“好奇心是人类的主要欲望”,但也有许多非常古老的故事,教诲我们知道得太多同样危机四伏。从亚当和夏娃偷尝智慧之果,到普罗米修斯窃取火的秘密,这些故事告诉我们,生活需要在选择知道和选择不知之间达到微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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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5日,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作了题《欧洲和欧元20年》的演讲,提到了单一市场、单一货币的原理以及意大利是如何受益的,欢迎阅读!

下个月,我们将迎来欧元发行的第二十年。

欧元存在的20年也许是不同寻常的。前十年是全球金融周期30年上升的高潮,而后十年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但是,尽管这两个时期不同寻常,但它们可以给我们一些关于仍然需要做什么的有用经验。

货币联盟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并没有获得所有国家预期的进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内政策选择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货币联盟不完整的结果,这导致了危机期间的稳定不足。

因此,未来的道路是找出必要的变革,使我们的货币联盟为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而运转。

我们需要尽快做出这些改变,但我们也需要解释为什么这些改变对欧洲人民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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