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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了变幻莫测的2018年后,我们迎来了前景更加云诡波谲的2019年。

从经济下行到国际形势日趋不确定,2019年的全球经济又会面临怎样的考验?前不久,英国央行行长卡尼的一篇演讲便从商业周期、金融周期、全球化周期三个角度对该问题作了全面论述,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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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Peter Praet接受了《德国证券报》的采访,表达了对经济放缓的担忧,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可能导致中期通胀的下行风险,这将是欧洲央行下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讨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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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债务上限的暂停日期将于3月1日结束,债务上限将在3月2日重启,恢复到22万亿美元左右。本文分析了债务上限的来龙去脉,此次财政部将如何应对,以及债务上限对短期国债和回购市场的影响。

要点:

  • 美国政府违约的几率基本为零。财政部必会使用其掌握的会计工具,即所谓的非常措施 (Extraordinary measures),作为权宜之计以避免政府债务违约。
  • 通过非常措施创造额外借贷的能力约在3000亿美元左右。非常规措施再加预期税收流入,将允许财政部在8月底前都可以在债务上限之下运作。
  • 关于债务上限的政治辩论 (提高、暂停或改革) 还将持续整个19年夏天。目前看来,在下个财年开始前再次暂停债务上限的可能性更大。
  • 债务上限机制对短期国债和回购市场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前两种直接影响了短期国债的发行量,后一种则影响了国债持有者的预期。这些影响都会造成市场的波动,甚至美联储利率走廊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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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年前,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机器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同时也“解放了人类的双手”。但代价却是让大量的手工业者失业乃至流离失所,而另一方面,掌控着机器,开设了工厂的第一代资本家则赚得盆满钵满。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使欧洲社会的稳定性越发受到威胁,在国境内,“宪章运动”、“巴黎公社”等层出不穷,而在国际上,各大列强之间以及列强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也日益增加……

时光荏苒,从某种程度上看,当下我们或许正面临一个类似的节点。

随着自动化与AI的发展,在未来,可能越来越多的职业将受到威胁——事实上,当下已经有许多职业开始受到AI的冲击。如果说蒸汽革命是“解放了人类的双手”,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AI革命可能会“解放人类的大脑”。但类似的,AI同样可能会让大量劳动者失业,而这一次,则可能会是大量的脑力劳动者。即便没有失业,残留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也可能放缓甚至降低。但另一方面,正如蒸汽革命时期掌控着机器的资本家累积了巨大的财富一般,AI革命下,掌控算法者则可能崛起为新的巨富,这同样可能使社会不平等差距日益扩大,并继而对国内与国际局势的稳定造成威胁——我们当下时代中的种种“不确定性”,或许便是这种趋势的最初征兆。

那么,面对这种“机器人末世”与社会不平等与日俱增的局面,人类究竟还有怎样的方式应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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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有关安全资产的辩论中,官方外汇储备管理者至关重要:他们的投资组合几乎就是对安全资产的定义。本文想要传递的信息是,外储管理者不必担心安全资产的短缺。首先,争论点在于对美元安全资产的需求是否会像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一样快。其次,美元安全资产的供给是否只会随着美国财政赤字的增加而增加。这两点都不成立。

在需求方面,新兴市场的增长并不需要更高的美元储备。事实上,全球经济可能已在2014年达到“外储峰值”。在供给方面,法律和政策已将国家背书扩展到各种IOU,从而人为制造出安全资产。美国政府对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房地产机构的支持,已使它们的债务变成了安全资产,尽管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这种支持 (包括在2008年的极端情况下) 还能使美国银行存款变得安全。

在美国以外,政府对银行的支持,使得那些来自评级良好国家的银行,能够在发行安全美元存款方面与美国银行展开竞争。此外,超主权组织、非美主权国家及其机构,都在发行安全美元债券方面与美国财政部展开竞争。在配置美元外汇储备时,各国央行为这些竞争对手留出了空间。特别是,它们将逾三分之一的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以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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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正常化原则和计划》中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准备金余额将逐渐减少到略低于近年来的水平,但仍高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例如,2006年准备金总量只有不足500亿美元,而此刻约为1.8万亿美元。FOMC会议纪要中也多次表明,联储官员合意的准备金水平是高于危机前的。这是为什么呢?

近日,纽联储经济学家发文指出:银行体系拥有大量准备金,可能会给金融稳定带来重大益处。其逻辑如下:

  • 金融危机让监管机构认识到控制流动性风险的重要性,因此《巴塞尔协议III》的出台让银行加强了对流动性缓冲 (例如HQLA) 的持有。
  • HQLA可以是准备金也可以是高流动性证券,这意味着银行在准备金和证券“货币化”之间的权衡取舍。
  • 根据估算,在压力事件第一天,资金外流总额就可能达到数千亿美元。而在一天内清算大量美国国债是十分困难的。
  • 低水平的准备金意味着,银行高度依赖在系统性事件中“货币化”证券的能力,而高水平的准备金则可能会降低银行系统在压力事件中“货币化”证券的需求。

介绍

自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地的银行监管机构都对流动性风险有着强烈的意识,并推出了《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 流动性监管规定。如今,全球最大的银行们持有着大量的流动性缓冲,包括证券和央行准备金,以满足内部流动性压力测试和最低的量化监管要求。合适的流动性缓冲水平取决于市场压力状况下可能出现的资金外流。本文使用了公开数据,对大型银行将面临的资金外流压力做了粗略估计,并考虑如何应对这些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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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2000-10年间,美国失去了570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使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基础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这些失业及其原因已经在大众传媒学术界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制造业就业岗位数年来出现了温和但显著的反弹。事实上,制造业就业在2010年开始企稳,自那以来,美国新增了近100万个制造业岗位。尽管规模不大,但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增加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这与经济中商品生产部门就业岗位的长期下降趋势相反。

近日,纽约联储的经济学家概述了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复苏,并评估了制造业中哪些行业正在推动这一增长。此外,他们还研究了制造业就业反弹的地理位置,考察了就业机会增长和持续下降的地区,并重点关注纽约—新泽西北部地区的情况。文中不少图表对理解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变迁和产业分布帮助巨大,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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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自1980年代后半期以来,日本经济经历了大幅的动荡。从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随着泡沫经济的产生与扩张,资产价格快速且大幅上涨,货币与信贷供给也大幅增加,经济活动进入了延长的扩张期。而在1990年代早期泡沫破裂后,资产价格一落千丈,不良资产的数量却拔地而起,金融机构开始面临严重的困难,日本经济陷入了绵长的衰退。

尽管中央银行家、日本学术界与海内外的经济学家们进行了各种讨论和分析,但对泡沫经济的形成机制仍未达成共识。类似地,关于在资产价格迅速上涨期间货币政策该如何应对的讨论亦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事实上,对货币政策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行货币政策时所处的金融和经济条件。例如,自1987年下半年资产价格开始迅猛上涨且经济扩张显得日益明确之时,出于对通胀和货币政策过度宽松之担忧,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下简称BOJ)便开始着手收紧货币政策,但却始终未能提出一个足够有说服力的论点支持其行动。相反,在泡沫破裂之后反而有一段时期,紧缩的货币政策被日本央行视为合意之举。随着衰退的延续,日本央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批评者认为,正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BOJ长期的货币宽松导致了泡沫经济,并进一步酿成了随后深度的经济衰退与不良资产问题。

其实,早在泡沫经济显现之初,当通胀压力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不利影响刚刚显现时,BOJ就表达过对该问题的关切。此外,不少经济学家同样也关注过这些问题。但是,鉴于稳定的价格目标背后隐藏着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指标,而BOJ很难协调这些指标与未来通胀之间因果联系的关联,且当时并没有一个对资产价格走高可能带来的问题之共识性认知,所以,即便当局意识到了该问题,也并没有做出一些实质性的应对。

本文希望全景式地呈现1980年代BOJ实行货币政策时其所面临的经济、金融和社会背景,并力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 日本经济在泡沫时期具体有怎样的表现?
  2. 泡沫出现与扩大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3. 货币政策在泡沫经济肇生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4. 面对泡沫,为何央行的货币紧缩姗姗来迟?
  5. 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给后来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提供了哪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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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欧洲央行新行长热门人选——科雷的演讲译稿之一(双语版)。

前言

Large-scale asset purchase programmes have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set of unconventional tools central banks use to achieve their domestic objectives.

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已成为中央银行用来实现其国内政策目标的整一套非常规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

When faced with negative output gaps and policy interest rates approaching their effective lower bound, these programmes have given central banks an essential tool to continue providing additional monetary accommodation, and prevent their domestic economies from falling into a deflationary trap.

在面对负的产出缺口和政策利率接近其有效下限的约束时(此处指零利率下限,译者注),这些计划为央行提供了一个重要工具,以继续提供额外的货币宽松,并防止其国内经济陷入通缩陷阱。

Yet, in a world of integrated financial markets, purchase programmes do not only have domestic effects. This has been recognised by policymakers in the past. For example, there has been a lively debate about the effec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s purchase programmes on financing condition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However,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is aspect in the case of the euro area – that is, the international spillovers of the ECB’s asset purchase programme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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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威斯康辛公共电台 (Wisconsin Public Radio) 全国广播节目“据我们所知”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执行制片人Steve Paulson,与《人类简史》(Sapiens) 作者、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诺瓦·赫拉利 (Yuval Noah Harari) 的对谈实录。

引子

不过几年前,尤瓦尔·诺瓦·赫拉利 (Yuval Noah Harari) 还是一位鲜为人知的以色列历史学家,总喜欢去探讨一些宏大的话题。随后他撰写了《人类简史》(Sapiens),这是一本对人类历史空前全面、跨学科式的记录,不仅一举登上了畅销书榜单,四年后的今天仍旧榜上有名。与Jared Diamond所著的《枪支,细菌和钢铁》(Guns, Germsand Steel) 一样,《人类简史》中提出的令人目眩的历史观,以及赫拉利自己的古怪断言——“现代的工业化农业可能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犯罪行为”——让其成了必读之而后快的选择。这本书还为他赢得了一群高曝光度的“死忠”,包括巴拉克·奥巴马,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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