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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美国银行的美元负债在大金融危机(GFC)之后持续增长。截至2018年6月底,达到12.8万亿美元之巨(若纳入净资产负债表外的头寸则达14万亿美元) – 与全球金融危机时的高峰水平一样。
  •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银行在美国的附属公司所筹集的美元负债相对较少。这是由于银行总部所在国家簿记的美元负债份额增加所致。(本来在美国在岸美元市场融入美元,现在在离岸美元市场更多融入。)
  • 传统上在美国相当具有影响力的欧洲银行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缩减了美元业务并弱化了其美国子公司的作用。与此同时,非欧洲银行则非常迅速地扩大了美元借款,但近年来在美国本土的美元筹集量更少。(危机后,非欧国家的离岸美元融入量增长很快,而在美国在岸美元市场融入量较少。)
  • 非美国银行的很大一部分美元负债是跨境负债(截止2018年6月底为51%),这意味着美元融入的地点与资金提供者的所在地区不同。
  • 美国居民提供的美元资金的全球份额显着高于外国银行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和子公司提供的资金,尽管这些份额在各(不同国别的)银行系统中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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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题探讨了新兴市场经济体(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EMEs)的银行在全球银行业的角色。过去10年,新兴经济体银行的跨境业务增长速度一直快于发达经济体的银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兴经济体之间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推动的,这些联系往往占新兴经济体跨境借款的一半以上。新兴经济体的银行利用其海外分支机构的全球网络,向其它新兴经济体提供大部分跨境贷款。在跨境银行间市场,银行体系较发达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是资金的净接受方,而银行体系较不发达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是资金的净提供方。

近几十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足迹显著增加。按市场汇率计算,这些国家目前占全球GDP的40%左右,对2017年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约为三分之二。

在本期专题中,我们记录了新兴经济体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是如何随着他们的银行在全球银行业的迅速增加而增长的。我们使用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国际银行统计( international banking statistics,IBS)的区位数据,重点关注银行的国籍,同时区分银行总部的业务与其海外分支机构的业务。截至2018年年中,IBS数据集包括47个报告国的数据,涵盖了跨境债权总额的95%左右。最近向IBS报告的新兴经济体数量增加(如2016年开始的中国和俄罗斯,以及2017年开始的菲律宾),以及最近的统计增强,为新兴经济体银行的全球活动提供了独特的见解。

关键点:

  • 新兴经济体的银行通过其外国分支机构发放的跨境贷款比总部发放的要多。它们建立了全球分支机构网络,在向其它新兴经济体提供贷款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 在许多新兴经济体,非银行机构的一半以上的跨境借款来自于外国新兴经济体的银行。对于一些新兴经济体来说,从新兴经济体银行的跨境借贷超过了其GDP的25%。这些相互联系近年来发展迅速,产生了广泛的相互依赖性。
  • 新兴经济体银行的跨境银行间头寸相当可观。拥有较发达国内银行体系的较大的新兴经济体往往是净借入方,而拥有较不发达银行体系的较小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向其它银行提供跨境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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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研究分析了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归因于资本流入的两种假说。“亚洲储蓄过剩假说”认为,经常账户盈余国家的资金净流入美国高评级公共债券,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萧条。即海外储蓄超过投资,导致美国的投资超过储蓄。而“欧洲银行业过剩假说”认为,总资本流入私人债券导致了繁荣。即欧洲银行的杠杆化,推动了美国家庭的杠杆化。

来自欧洲的总资本流入,与美国抵押贷款市场中偏向私人信贷风险、浮动利率和利差收窄的大趋势更为吻合。此外,欧洲银行不仅投资于美国MBS,而且还生产这些证券。它们在美国的证券子公司也持有大量此类证券。此外,欧洲银行的杠杆化也为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房地产繁荣提供了信贷。这些发现都支持了欧洲银行业过剩假说。

关键点:

  • 在2008年之前的几年里,大量资本流入了安全的美国政府债券和高风险的美国抵押贷款债券。
  • 2000年至2007年,美国债券市场的发展表明,更多的资金流向了抵押贷款债券。
  • 欧洲银行不仅购买了高风险的美国抵押贷款债券,还通过其美国证券子公司的生产线,积极打包和销售此类债券。
  • 欧洲的银行信贷也促进了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房地产市场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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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周期的繁荣常在危机中结束,即便没有爆发危机,繁荣最终也往往会导致增长疲软。鉴于周期繁荣的缓慢形成,他们是否能够传递有关衰退风险的信息?我们将不同金融周期代理指标的预测表现与期限利差——一种广受欢迎的衰退指标——的预测表现进行比较。与大多数文献不同,我们的分析涵盖了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大规模样本。我们发现,一般而言,金融周期指标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甚至在三年时际跨度上也是如此),并且往往优于期限利差(譬如收益率曲线倒挂)的预测表现。

正文部分

一旦金融周期达到峰值,实体经济通常会受到影响。这在金融危机中最为明显,因其往往伴随着过于旺盛的信贷和资产价格增长,即金融周期繁荣。由于下滑的资产价格,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资产负债表修复拖累经济增长,危机反过来往往会引发深度衰退。

这表明金融周期可能有助于衡量经济衰退风险,特别是在引发周期繁荣并展现系统性规律的情况下。鉴于危机与衰退之间的紧密联系,对金融繁荣作为银行业危机的领先指标属性的大量研究,似乎也暗示了这一点。一些研究还表明,信贷繁荣会削弱中期产出。最近的一些研究已经开始研究金融状况对增长风险的影响。

但探索金融扩张如何影响衰退风险,即在不久的将来(未来一至三年)发生经济衰退可能性的研究很少,而且主要集中在美国。评估经济衰退风险有着悠久的传统。在该领域最受欢迎的变量可能是期限利差 (term spread) 。尤其是收益率曲线倒挂——长期债券收益率低于短期利率——被视为是行将到来的衰退的极佳信号,甚至可以说是最佳信号。

在本期专题中,我们研究了金融周期代理指标 (financial cycle proxies) 传达衰退风险信息的能力。我们非常密切地考察了过往文献,以便更好地将我们的分析与作为对照的期限利差研究进行基准测试。与现有的大部分分析相反,我们研究了大量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EMEs)的样本。额外分析(不在本文范畴)表明,在仅考虑美国时,金融周期指标在评估经济衰退风险方面也很有价值;美国一直是相关文献的关注重点。对于这个国家,代理指标和利差预测表现相同。然而,鉴于我们使用自1985年以来的数据,这种比较仅基于三次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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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作者系格里高利·曼昆 (N. Gregory Mankiw),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巨擘,尽人皆知的大学教科书《经济学原理》和《宏观经济学》作者。

原文系曼昆针对保守派经济学家史蒂芬·摩尔 (Stephen Moore) 及亚瑟·B·拉弗 (Arthur B. Laffer) 所著《特朗普经济学:重振经济的“美国第一”计划》(Trumponomics: Inside the America First Plan to Revive Our Economy) 的书评。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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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美国25岁至54岁的男女劳动参与率一直在下降,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针对这一问题,旧金山联储在其经济研究报告中指出:

  • 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劳动参与率差异中有四分之三可以用女性对劳动力市场的依赖来解释。
  • 加拿大的就业和社会政策,尤其是产假制度,使妇女在抚养孩子的同时更容易地留在劳动力市场中。
  • 研究结果表明,减少结构性障碍的政策可能会让数百万正值壮年的美国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而这些障碍目前使许多女性处于边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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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世界级智库Bruegel的高级研究员Zsolt Darvas对欧洲央行的预测能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指出这可能损害了其公信力。本文关键点如下:

  • 过去五年里,欧洲央行的预测被证明是系统性错误的:尽管ECB顽固地预测核心通胀率会上升,但实际却大致保持在1%,而失业率下降的速度却快于预期。
  • 这些预测错误相互矛盾,使人严重质疑ECB当前关于核心通胀预测的可靠性,并引发对ECB通胀目标的反思。
  • 由于过去所有的预测都失败了,建议对货币紧缩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这些预测本身不应足以证明加息是合理的。只有在实际核心通胀率大幅上升之后,才建议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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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印度GDP在IMF的统计中位列世界第六,其长期增长前景更是不可小觑。但是,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印度经济同样面临许多挑战。在当下,最显著的便是其影子体系风险与财政整固困局

9月21日,印度影子银行体系中的巨头IL&FS(Infrastructure Leasing & Financial Services Limited)濒于债务违约,几天内印度股指Sensex一度暴跌1500点,而由IL&FS带来的影子体系风险目前仍在发酵中,汇丰预计,由于影子体系承压,印度经济增长可能由此下降0.3%。

另一方面,持续多年的财政整固在今年也由于税收收入的下降与石油/农产补贴的增加而出现困境,3.3%(占GDP之比)的赤字目标恐怕亦难以完成,23个邦中,14个邦的财政状况在恶化,只有9个在好转(实际上印度一共29个邦,不过有6个为“联邦属地和德里国家首都辖区”,部分类似我国的直辖市)。

本文试图从过去三四十年来印度改革开放的轨迹出发,对印度影子体系与财政整固问题提供一个历史维度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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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一代的经济福祉受到了经济学家和大众传媒的极大关注。在2007-09年经济衰退期间,千禧一代进入了劳动年龄。许多陈词滥调认为,千禧一代的消费行为与前几代人有很大的不同,并将新车销量不佳、实体零售萎缩以及房屋销售和建筑业复苏缓慢怪罪到他们头上。本文通过分析千禧一代与前几代人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并比较他们的收入、储蓄和消费支出,得出如下结论:

  • 与千禧一代相关的许多人口特征,如较高的种族多样性、较高的教育程度和较低的结婚率,与人口中的长期趋势一致,并非这一代人的特质。
  • 千禧一代的生活不如他们前代人年轻时富裕,收入更低,资产更少,财富更少。
  • 在债务方面,千禧一代的债务水平与X世代相当,高于婴儿潮一代。
  • 如果考虑年龄、收入和广泛的人口特征的影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千禧一代家庭的消费品味和偏好与前代人有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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