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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政策在现代经济的运行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并可以对宏观经济造成不可忽视的显著影响。我国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史,既是一部宏观经济的崛起史,也是一部金融政策的演进史,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在亚特兰大联储近期公布的工作论文中,作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分为了三个阶段,即1978-1997年以国企为主导的第一阶段,1998-2015年以投资驱动为主的第二阶段,以及2015年以后以“新常态经济”为特征的第三阶段,并在这三个阶段中,分别回顾了我国金融政策对宏观经济造成的种种影响,这对理解当下的中国经济与金融局面颇有裨益。

我们将分上下两部分对亚特兰大联储的这篇论文作专题译介,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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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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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伯南克在美国全国经济学家俱乐部上曾发表过一篇关于通缩的演讲。演讲中,他指出即便政策利率降至0%,央行仍然有很多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其中就提到了后来赫赫有名的量化宽松、前瞻指引、直升机撒钱等等,因此,这篇演讲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金融危机时美日欧等国的QE路线说明书。那么,在这篇演讲中,伯南克具体说了些什么呢?欢迎阅读!

自二战以来,通胀——商品和服务价格不可阻挡的显著上涨——一直令央行官员头疼。不同类型的经济学家,也对此做出了不同的结论,有的认为通胀是抛弃金属本位货币制度后不可避免的结果,有的则认为原因在于缺乏财政纪律,有的认为是油价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冲击,有的认为是收入分配不均,有的认为是过多的货币创生,有的认为是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有的则认为是央行家的“通胀偏好”等等。然而,尽管存在普遍的“通胀悲观主义”,但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央行即使不能完全驯服通胀之龙,也能够将其关在笼子里。促成这一良好结果的因素有很多,但一个关键因素是,央行家、政治领导人以及公众达成了某种共识,即,放任经济远离价格稳定的代价将十分高昂。

然而,由于美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率相当低,一些人担心,我们可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新问题——通货紧缩的危险,即物价下跌。这种担心并非假设,看看日本的例子便知道了。在日本,相对温和的通缩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每年消费者价格下降约1%,经济经受着长年痛苦的缓慢增长,失业率不断提高,银行和企业部门面临的金融问题亦十分棘手。虽然很难从结果中找出原因,但普遍的观点是,通缩是日本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负面因素。

那么,通货紧缩会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健康吗?我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发生严重通缩的可能性极小,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美国经济本身的弹性和结构稳定性。多年来,美国经济表现出了非凡的吸收不同类型的风险继而复苏且继续增长的能力。灵活而有效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企业家精神传统以及容忍甚至主动拥抱技术和经济变革的普遍意愿都有助于发展这种弹性。在当前环境下,另一个特别重要的保护因素是我们金融体系的实力:尽管去年受到了不利的冲击,我们的银行体系仍然健康且受到良好的监管,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良好状态。另一个有利因素是,最近的通胀不仅较低,而且相当稳定,其结果之一是通胀预期似乎得到了很好的锚定。例如,根据密歇根大学以消费者信心指数为基做的调查,受访者对未来5-10年通胀率预期的中位数在2002年10月为2.9%,一年前为2.7%,两年前为3.0%,可以说是很稳定了。

美国对抗通货紧缩的第二个堡垒,也是我今天演讲的重点,就是美联储体系本身。国会赋予美联储维持价格稳定的责任,这无疑意味着既要避免通货紧缩,也要避免通货膨胀。我相信美联储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以防止重大通货紧缩在美国的出现,同时,美联储与美国政府其他相关的部门也有足够的政策工具确保即便发生通缩,它也将是温和而短暂的。

当然,我们必须小心,以免过度自信。通货紧缩的时期很少见,而且很难概括。事实上,美联储最近对日本的一项研究发现,无论是对外国还是日本的观察人士而言,日本的通缩几乎完全出乎意料。因此,尽管我说过美国发生通货紧缩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是不明智的。因此,我想进一步探讨通货紧缩的原因、经济影响以及可以用来对付通货紧缩的政策工具。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想说,我今天的评论只反映了我自己的观点,不一定是我在理事会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事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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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去年下发了《关于支付机构撤销人民币客户备付金账户有关工作的通知》特急文件,要求所有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应于2019年1月14日前撤销人民币客户备付金账户,备付金将由央行接管。2019年1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表示,将进一步修改《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

随着大型科技公司涉足金融业,尤其是支付服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其对于金融稳定性的影响。国际清算银行 (BIS) 总经理Agustín Carstens在这篇演讲中分析了这一问题,并着重探讨了中国科技巨头在金融业的迅猛发展会如何影响金融稳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为何要出台上述监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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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友人发来一条消息,说有人建议央行直接购买A股。我恰好在高铁上,正准备好好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作为一个央行研究者,心中马上萌生出一系列问题。呼吁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为了达到什么样的政策目标?是否在合法性上有阻碍?具体怎么实施?如何与利率政策进行协调?通过什么实体进行实施?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是什么?传导机制和外溢性影响是什么?如何退出?怎样进行市场沟通?持仓披露又该怎么做?

最后友人把这个政策建议的原文发给我看的时候我简直惊呆了。全文大概也就500来字,枚举的原因和案例是日本央行的经验,政策目标简化为“稳定市场”。这可太戏谑了,要知道,这种“稳定市场”可能恰好符合明斯基的那句“稳定最终是通向不稳定的。”

之后有不少市场研究人士对这种呼吁进行了回击,我没能找到能给出合格分的文章,因此才有了这篇文章,它是为了终结这场荒谬的议论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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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卡斯滕斯在与中国央行行长易纲的会见中,作了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十年:我们处在什么位置?》的演讲,提到:

央行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反应:成就与后果

央行正常化的风险:

  • 央行无法控制整个收益率曲线和风险溢价的行为。
  • 资产管理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可能加大了流动性错觉的风险:市场流动性在正常情况下似乎充足,但在市场压力下很快就会枯竭。各国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也可能助长了一些债券市场的流动性错觉。
  • 许多经济体的基本面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 其他因素可能加大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一些核心发达经济体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会通过增加已经过热经济体的政府债券供应和总需求,进一步推高利率。
  • 对于投资者将如何应对货币政策正常化,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 汇率可能导致顺周期的非线性调整。美元走软与尾部风险降低和新兴经济体借款增加密切相关,当美元走强时,这种关系就会逆转。

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是:

  • 促进增长的结构性政策不足。
  • 发达经济体的溢出效应可能变异为溢回效应。
  • 新兴经济体应该考虑将利率调整与外汇干预等其它政策选择结合起来,以应对资本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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