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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正常化原则和计划》中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准备金余额将逐渐减少到略低于近年来的水平,但仍高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例如,2006年准备金总量只有不足500亿美元,而此刻约为1.8万亿美元。FOMC会议纪要中也多次表明,联储官员合意的准备金水平是高于危机前的。这是为什么呢?

近日,纽联储经济学家发文指出:银行体系拥有大量准备金,可能会给金融稳定带来重大益处。其逻辑如下:

  • 金融危机让监管机构认识到控制流动性风险的重要性,因此《巴塞尔协议III》的出台让银行加强了对流动性缓冲 (例如HQLA) 的持有。
  • HQLA可以是准备金也可以是高流动性证券,这意味着银行在准备金和证券“货币化”之间的权衡取舍。
  • 根据估算,在压力事件第一天,资金外流总额就可能达到数千亿美元。而在一天内清算大量美国国债是十分困难的。
  • 低水平的准备金意味着,银行高度依赖在系统性事件中“货币化”证券的能力,而高水平的准备金则可能会降低银行系统在压力事件中“货币化”证券的需求。

介绍

自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地的银行监管机构都对流动性风险有着强烈的意识,并推出了《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 流动性监管规定。如今,全球最大的银行们持有着大量的流动性缓冲,包括证券和央行准备金,以满足内部流动性压力测试和最低的量化监管要求。合适的流动性缓冲水平取决于市场压力状况下可能出现的资金外流。本文使用了公开数据,对大型银行将面临的资金外流压力做了粗略估计,并考虑如何应对这些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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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发达经济体陷入了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滞涨“。彼时,美国曾一度面临高达两位数的通胀率之困,高通胀成为各国决策者密切关注的问题,而中央银行的通胀目标制也在此背景下逐渐形成。然而,时来运转,30多年过去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决策者的关注点从通胀的高企变为了通胀的低迷。长期低迷的通胀,以及相应地可能较低的中性利率,给央行决策带来了很大困扰。对此,纽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在近期的一次研讨会上对该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探讨,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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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决策者试图对泡沫作出回应时,他们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什么时候先发制人更好?什么时候作壁上观更好?而如果是先发制人式的干预,什么时候更适合利率政策?什么时候又更适合宏观审慎框架?以及,决策者可以通过哪些经济指标来衡量其干预效果?

芝加哥联储的高级经济学家和研究顾问Gadi Barlevy近期发文探讨了这些问题,并且举出了与泡沫有关的5种模型,欢迎阅读!

当资产价格上涨的速度与这些资产预计给付的收益价值之变化不一致时,泡沫便出现了。这种情景常常令决策者和公众感到恐慌,因为资产价格快速而莫名的上涨可能表明资产价格过高,从而使市场容易受到同样快速的价格下跌之影响,而后者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是严重的,本世纪初美国房价的暴跌就是明证。

除了决策者外,其实学界也对泡沫问题给予了大量关注,但吊诡的是,不同于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领域中决策者对学界提供的宏观模型之参考,在涉及到泡沫的问题上,经济学家设计的理论模型几乎从未被纳入过决策者的政策分析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决策者与经济学家们在对泡沫的认知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本文的目的,便是在于介绍决策者与经济学家对泡沫问题认识上的差异,并指出有哪些措施或可弥合这个差异,文章包括以下内容:

  1. 决策者对泡沫的看法。
  2. 从“逆行VS清理”到“逆行VS筛选”
  3. 旨在遏制泡沫的政策是否有效?
  4. 决策者关心的问题摘要
  5. 经济学家关于泡沫都说了些什么?
  6. 央行应该干预还是等待?
  7. 如何在政策和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8. 信贷驱动的泡沫和宏观审慎政策
  9. 政策评估
  10.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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