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德拉吉行长的邀请，很高兴能再次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加辛此次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年度论坛，看到许多熟人和老朋友又让我回想起了过往的日子（作为联储主席，笔者注）。本次会议的主题聚焦在发达国家的投资与增长的问题，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主题的设定可能是有意的。发达国家的利率水平目前仍接近0%左右，而通胀水平仍然较低，危机以来的经济复苏仍不能称十全十美。当前，经济的周期性扩张根基牢固，金融情况看上去也比较稳定，且主要央行都已经开始考虑退出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因此，人们的目光转向长期的增长、投资以及经济结构变化问题是无可厚非的。

我将从美国的角度出发来谈一谈长期经济增长面对的挑战。我的主旨受到了美国近期令人不安的时政、经济以及社会趋势变化的影响。近年来，决策者对这些变化显得很迟钝，最终引发了选民的对立情绪。如果民粹主义起势有任何的正面作用，那必然是提醒了我们需要重新关注一点——即帮助人民重新回到正轨以配合经济增长这一目标在道德层面的必要性以及实践层面的好处。欧洲实际上要面临着类似的改革以及增长问题。

我们先来谈谈正面的。美国已经连续复苏了九年之久，并且看上去仍可以维持这个复苏态势。虽然危机重创了经济也使得复苏相当缓慢，但当前的实际GDP水平相比于危机前的顶峰也增长了12.5%，实际可支配收入则增长了超过13%。此外，联储也接近达到自身的法定政策目标——即通胀目标（物价稳定）以及充分就业。自2010年初以来，美国新增了1600万的就业岗位——相比于1.6亿的国民劳动力来看，即降低了10%的失业率，目前在5%以下，4.3%的失业率是2001年以来最低的失业水平。通胀处于1.5%-2.0%的水平，虽未达到，也已经接近联储的2%的目标。FOMC已经表现出达到通胀目标的信心，并认为近期的通胀下行是临时性的，工资和物价还会恢复上涨——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未来的数据来判断这一点。

在美国，居民部门是经济扩张的核心驱力。虽然就业市场情况在好转，但实际工资和收入水平则略显迟滞（虽然也在好转），居民部门在危机以来大幅地去杠杆，且居民部门的财富水平，因房价以及权益资产的上涨，则已经在实际水平上超越危机前高点约20%。消费者信心也达到了危机前的水平，受访者对自身的财务前景非常乐观自信。

抛开周期性的复苏不谈，一些乐观主义者认为美国经济的长期基本面也向好。美国仍然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大陆经济体，本国市场规模大，商品、资本以及劳动力的内部流转是自由的。联邦政府在国家层面实施财政政策，包括丰富的跨区域风险共担机制，以及联合监管（金融部门）。虽然近期有关边境墙的争议很大，但移民普遍都很好地融入了美国，且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而言，他们的存在也对美国的人口情况带来了更好的作用。美国已然是技术领袖，硅谷、顶尖的大学都说明了这一点。资本与劳动力在境内相当灵活，金融市场看上去非常健康。能源产量在应用了新技术以后飙升。这些都是经济的正面点。

虽然如此。美国人仍然对经济不太满意，并且这种不满也持续了一段时间。那些认为美国“脱离正轨”的人远多于相信美国在“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人（2:1）。事实上，看看大选结果吧，美国人选出了一位反乌托邦的总统，他声称美国的真实失业率是42%，并且不准确地认为美国是高税国家，并称将让美国重新伟大。

为什么美国人（对经济）如此不知足？理由可能很复杂，也可能不仅仅在经济范畴。我将在后文解读四个令人担心的趋势。

第一，中产工人的收入停滞不前。1979年以来，美国的实际人均GDP累积增长了80%，但同时，全职工人的平均周薪实际仅增长7%。此外，获得增长的部分聚集于高工资部分以及女性工时。对男性劳工而言，实际周薪自1979年来反而是下降的。长话短说，虽然经济在增长，中产阶级却困顿于维持自身的生活水平。

其二，经济与社会（阶层）流动趋恶。对美国印象的一大支柱即美国梦——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与毅力爬升至社会顶层。但是，美国的向上经济流动水平在战后时期大幅下降了。举个例子，在一篇题为《消失的美国梦》的论文中，Raj Chetty及其他写作者衡量了向上流动的一个维度，即一个孩子相比于其父母收入更高的概率。以商务部的数据为准，作者发现90%的1940年代生的美国人相比于他们的父母赚得更多，而仅有50%的80年代人做到了这一点。另一项研究表明，相比于其他国家，美国的代际流动率是最低的（通过家长与孩子的收入相关性衡量）。对于这个看似无阶级的国家而言，美国的阶级固化做得“很好”——居所以及教育隔离、社交网络以及选型交配都催生了阶级固化。

上述两个趋势实际上与收入的增长以及财富不平等都存在关联，美国的不平等情况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更显著。严重的不平等会损害经济（阶层）流动性，教育资源以及社会资源的优势决定了这一点。但美国民众似乎对不平等这一点看得没有收入迟滞以及阶层固化那么重，他们相比于其他国家的公民更能忍受不平等，他们更追求机会平等而非收入平等。

第三个趋势是社会失调的情况趋于严重，而一些地区以及人口群在经济上承担了很大的压力。比如，我在普林斯顿的同事研究发现，美国白人工人阶层中年（即有高中学历的人群）死亡率以及发病率都在恶化（相比于欧洲人）。研究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绝望之殁”，而其他的药物成瘾，酒精成瘾以及自杀水平数据同样证实了这一点。在2015年，死于药物过量的美国人超越了死于车祸、武器事故以及犯罪的综合。

而正因白人工人阶层是最近一次大选的决定力量，他们的问题受到了更多关切。但是，经济压力人群带来的社会失调更为广泛。举个例子，25-54岁间的男性劳动参与率在持续下降。在1960年，97%的美国壮年男性参与劳动，而现在仅有88%。那些没有参与劳动的男人是非常闲散的——他们没在带孩子，也没在管老人。美国壮年男性的劳动参与率比欧洲要低，虽然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已经相当疲软了。这种跨大西洋的分化可以被刑事司法政策的区别所解释。美国的高监禁率使得一些有入狱历史的非裔美国人群体难以找到工作，他们在被释放后的几年都不太可能找到工作。

第四个趋势，和之前提到的紧密相关，即政治异化以及对公共、私人机构的不信任。美国人对政府的能力缺乏信心，尤其是联邦政府，并认为联邦政府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也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在最近一次民调中，仅有20%的美国人表态他们信任华盛顿政府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定。而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生加剧了这一不信任，但这一普遍的态度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最近写道，以她自己的经验为例，路易斯安那州的公民都不太愿意协助联邦政府保护当地环境，甚至在当地的炼油及其他产业已经开始侵害到他们的健康时他们仍不愿意配合。这种现象可以被视为独立自主的精神，但同样反映了对政府的怀疑主义——他们怀疑政府没能力限制成本的同时改善环境。

以上四点混杂成了一瓶毒药。这是如何发生的呢？问题很复杂，也深度内联。战后时期全球局势的发展结合美国的政策反应共同酿造了这一毒药。

战后时期——即1945至1970年间，从经济上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历经长达15年的经济不景气以及战争以后，美国人开始重新享受和平与繁荣。科技以及商业创新频出，生产者被庞大的商品和住房需求洗礼。联邦政府提供了教育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体系）。在那时，美国也没有受到有力的竞争，欧洲、日本更不用说新兴市场国家都无力与美国竞争。经济情况快速变迁，但增长、经济政策以及垄断地位使得整个经济体广为受益。那个时代实在太伟大了。

但是，正如Robert J. Gordon记载的那样，这个时期不可持续，到1970年，科技和商业创新面临瓶颈，平民导向的消费经济已然圆满。抛开IT产业革命来看，过去45年的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增长只能说相当平常。过去10年的生产率增长已经快要停止。同时，美国经济的统治地位弱化了。欧日以及新兴市场占据了全球产出以及贸易的更大的份额。而中国的脱颖而出更是决定性的。这使得美国中低技能工人的就业和工资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相反，高技能工人则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而变得愈受欢迎，尤其是那些可以是那些可以扩展市场规模的人才，比如国际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以及全球对冲基金的管理者。

类似的情况在全球范围内大同小异。在美国，战后时期的社会团结以及经济乐观主义有助于联邦政府扩大自己的开支，教育、医疗以及基建都受益。而医保和社保保护了经济体中的年长者。但是，这段时期在60年代以及70年代面对着一系列转折——包括越战以及民权运动，经济增长减速也是一个因素。里根的改革预示着一个更受限的经济政策，即指向促进私人部门来协助经济增长。相关的政策包括里根时代的减税、税改、贸易协定；克林顿时期的去监管政策、以及福利改革；小布什时期的贸易开放以及税改。

那么，哪些政策缺位了呢？即一系列帮助个体以及区域迅速调整至低增长以及快变化的经济环境的辅助政策。为何政策会在这些（有经济压力的）地区缺位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可能是因为“林登约翰逊伟大社会”的失败以及1960年/70年代引发高通胀的财政/货币政策损害了积极主义政策的声誉，助涨了自由放任倾向的气焰；也可能是中心地带的经济压力没有被快速的认知；亦可能是因为政策不匹配。但不可否认的是，有许多事儿本就可以被落实，比如扩大就业训练以及再训练机会，尤其针对那些受教育较少的群体；对错位工人提供转型协助，支持内部移民；减缓居住隔离以及教育隔离，增加就业和受教育机会；通过津贴和基建实现社区再发展；刑事司法改革等等。这些政策可以帮助逆转我之前提到的不良趋势。欧洲， 在改革上虽更为活跃，也仍未回避民粹主义的气焰，面临和我们类似的问题。

特朗普有责任去落实这些政策来改变现状，但现在看来仍不明确——因为他的政治主张是混杂的怪胎，即有右翼民粹，也夹杂着共和党的供给主义偏好。目前的政策都偏后者，包括在医改领域以及税改领域、监管领域、环境等方面的政策。但对于那些支持他的选民而言，服务他们的政策仍然缺位。白宫必须将人民的质疑转化为真实的计划和预算。真是讽刺，自Andrew Jackson以来被视为最民粹的总统做起事来倒没那么民粹。

我不是第一个观察到特朗普胜选所释放出的重要信号的人，有时，增长是不够的。健康的总量数据可能掩饰了不良的潜在趋势。事实上，不断增长的经济体的可能会出现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破坏以及对创造新的市场，产品和商业过程的阻碍。运作良好的市场当然可以在促进经济调整和重新部署资源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在资本市场和公共物品问题不完善的世界中，无法保证对就业技能获取，移民或区域重建的投资是最优的或公平的。税收和转移政策可以帮助那些流离失所者，但对这些政策的限制不仅包括传统的担忧，如收入转移的不利影响，而且存在与社会规范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可以接受临时帮助，但看起来像“施舍”的转移支付往往被人们极度怀疑和怨恨。因此，一些积极的干预措施似乎是应对政策组合的必要部分。

为经济转型而流离失所的人民群众提供有效的帮助是至关重要的，但另一方面，处理下降的壮年劳动参与率或药物等问题，需要认真地持之以恒地采取政策，这是民粹主义政治家所不耐烦的和专家所不信任的，也因此可能无法贯彻的。而且，政策既要有效，又要有政治上的合法性，这些政策就需要涉及到各级政府的大量投入和合作，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多年来，经济学家的信誉受到重视，在经济调整的问题上我们倾向于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政策。不过，作为专业人员，我们有专长能够帮助政策反应更有效，我认为我们有责任为社会做贡献。

我一直在谈论美国，但当然欧洲也有一些同样的问题，包括民粹主义的反应。作为欧洲最受尊敬的欧洲机构之一，欧洲央行一直是促成增长改革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我认为欧洲央行的努力是建设性的，改革已经落地，也似乎取得了一些成功，包括在葡萄牙。根据美国的经验，我想就欧盟改革进程提出几点意见。

首先，我今天晚上已经举了许多例子，例如通过积极的劳动力政策——如促进职业培训和学徒制，帮助美国决策者更多地干预劳动力市场。然而，在欧洲，舆论一直反对政府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干预。我需要强调，这一点上并非真正的矛盾；相反则反映了欧美的差异。将劳动力市场干预措施分类——有倾向性的，前瞻性的和后顾式政策是有用的。前瞻性政策，如职业培训和其他类型的劳动力发展，旨在帮助员工适应经济变化，赋予他们所需的技能和培训，以开发新的就业机会。为了启发这次会议的另一个主题，前瞻性政策一般涉及对人力，社会或物质资本的投资。相比之下，后顾政策旨在保持现状，特别是保护现有公司和员工。比如过度地限制雇主解雇工人的能力或设定工资和工时的能力，规定限制性许可或认证要求，或创造大量固定费用的招聘或市场准入的规则。后顾式政策抑制生产性增长和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最终不可持续。相对于美国，反映政治传统的差异等因素，战后欧洲也采用了前瞻和后顾式劳动力市场政策。今天欧洲所呼吁的改革主要侧重于消除后顾式的政策。但是，这两种政策之间的区分应该先做好，包括认识到，减少保护现有职工的规则可能需要在积极的支持政策中增加而不是减少来平衡劳动力市场的必要调整。

第二，美国的周期性复苏进展甚好，使长期增长和改革的问题在短期的周期性考虑之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进行辩论。在欧洲，劳动力市场依然疲软，利率仍为零，宏观经济调整不全面，这意味着改革计划不能忽视宏观经济形势。一小部分文献认为，由于通货紧缩的影响，利率处于零下限的情况下，结构性改革可能会适得其反。我倾向于认为这些ZLB效应可能在数量上是适度的。然而，不论利率是否为零，如果总需求不足，在合理的时间内重新配置这些资源，释放冗余劳动力资源的政策可能会产生不利的短期效应。因此，如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家所指出的那样，改革的内容和顺序是重要的。同样，改革可以补充但不能替代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改革本身不应该是解决国家竞争力的问题，至少在短期内不在于此。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必要的，特别是财政政策，以帮助确保充足的需求和补救贸易不平衡的根本来源。

最后，在大西洋两岸，我们必须克服政治合法性的问题。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在美国，许多选民对具体的政策建议超出了“分歧”的范畴，质疑联邦政府的动机和改善人们生活的能力。赢得人民的信任将需要更好的政策设计以及更好的政策。特别是我们需要基层和中心之间更多的双向沟通​​，以将政策举措适应当地的条件。美国的联邦体系，在国家和地方一级制定了许多经济政策，很好地适应了这种情况。

在欧洲，政策的起点是不一样的。美国是一个整合的大陆经济体，但欧洲仍然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即使经过广泛磋商，在欧元区实现银行和资本市场监管等领域的统一不可避免地需要在（政治）中心做出决定。然而，在其他领域，例如在劳动力市场或小企业的监管方面，自上而下的大一统的政治需求可能较少。主要影响当地条件的国家和地方在规则和机构方面的差异可能会促进反应更好和更有效的政策，这也可能被认为在政治上更为合法。

总而言之，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是一件好事，与许多公民福利指标有正相关关系。更快的经济增长也可以改善财政平衡，给予政府更大的能力和灵活性。但是，随着最近的政治情况的发展，增长并不总是足够的。经济增长几乎总是涉及重大的（时局）变化，一些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可能迅速贬值。所造成的混乱可能非常难以解决，可能需要结合自上而下的（政策），自下而上的（政策）以及公共或私人机构的干预以应对。但如果经济转型所释放的资源被有效地重新配置；如果增长的好处被广泛分享；如果经济政策被广泛认为是以自身的方式取得成功和政治上的合法性的，那么使这些干预措施有效就应该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

本文译自伯南克博客。译者并未完全遵照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