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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发达经济体陷入了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滞涨“。彼时,美国曾一度面临高达两位数的通胀率之困,高通胀成为各国决策者密切关注的问题,而中央银行的通胀目标制也在此背景下逐渐形成。然而,时来运转,30多年过去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决策者的关注点从通胀的高企变为了通胀的低迷。长期低迷的通胀,以及相应地可能较低的中性利率,给央行决策带来了很大困扰。对此,纽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在近期的一次研讨会上对该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探讨,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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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鲍威尔、耶伦和伯南克齐聚AEA年会,一同探讨了有关美国货币政策与经济情况的诸多问题。这场Panel也勾起了笔者不少回忆。

图源:Washington Post

媒体和市场人士一如既往地在鲍威尔的发言环节中寻找自己想要看到的蛛丝马迹。也毫不令我感到意外地就鲍威尔发言中的一些“重申”内容大惊小怪。媒体在报道上亦对耶伦和伯南克的发言有忽略,但事实上,他们两位才是缩表政策的主设计师——美联储货币政策常态化的纲领性文件《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原则和计划》是在此二人的任期内奠定的,如果媒体真要就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缩表政策做文章,大不应该忽视这两位的观点。

我按照正序组织了Panel中一些值得大家关注的观点,以还原我所认为的重点。

主持人开场时提到耶伦和伯南克累积参加了超过200多次FOMC会议(这可真是个惊人的数字),还调侃了现任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学术背景——他是一名律师,而非一名经济学家。当一名律师走进一场13000位经济学家参与的会议时(AEA年会)会发生什么?这引得耶伦在一旁大笑不止。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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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衰退(2007-2009年)后复苏的头五年,美国的失业率平均为8.4%,是有记录以来最弱的复苏,但随着经济持续扩张,失业率持续下降,到2018年,已经达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为什么失业率会在这么长时间内居高不下?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最近的低位?美联储的研究人员近期发文探讨了这一话题,欢迎阅读!

在大衰退(2007-2009年)后复苏的头五年,美国的失业率平均为8.4%,是有记录以来最弱的复苏(图1),但随着经济持续扩张,失业率持续下降,到2018年,已经达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为什么失业率会在这么长时间内居高不下?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最近的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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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股的跌势让各界都开始担忧美国经济是否正在走向衰退。在预测衰退时,劳动力市场的冷热程度是一个重要的参考。过分火热的劳动力市场往往意味着节节攀升的工资以及更高的通胀,而为了维护通胀目标,央行可能在此背景下加息,继而迫使经济开始降温,甚至走向衰退。但是,芝加哥联储近期的一份针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则表示,虽然当下美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很紧俏(tight),但尚不足以证明衰退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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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美国外交战略的辩论中,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外交方略具有两条线,一条理想主义,一条现实主义(霸权主义)。同时,由于美国具备强大的经济与金融实力,这使其往往可以利用其金融优势兵不血刃地践行其霸权主义方略,这不仅包括对抗其对手,也包括施压其盟友。但是,信誉是金融业的基石,如果美国始终这样以金融优势谋取一己之私,难道不会反而损害其霸权地位吗?卡耐基学会近期的一篇文章便谈了谈美国具体如何用金融优势维护其霸权地位,也对这种做法的负面效果表示了忧虑。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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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决策者试图对泡沫作出回应时,他们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什么时候先发制人更好?什么时候作壁上观更好?而如果是先发制人式的干预,什么时候更适合利率政策?什么时候又更适合宏观审慎框架?以及,决策者可以通过哪些经济指标来衡量其干预效果?

芝加哥联储的高级经济学家和研究顾问Gadi Barlevy近期发文探讨了这些问题,并且举出了与泡沫有关的5种模型,欢迎阅读!

当资产价格上涨的速度与这些资产预计给付的收益价值之变化不一致时,泡沫便出现了。这种情景常常令决策者和公众感到恐慌,因为资产价格快速而莫名的上涨可能表明资产价格过高,从而使市场容易受到同样快速的价格下跌之影响,而后者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是严重的,本世纪初美国房价的暴跌就是明证。

除了决策者外,其实学界也对泡沫问题给予了大量关注,但吊诡的是,不同于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领域中决策者对学界提供的宏观模型之参考,在涉及到泡沫的问题上,经济学家设计的理论模型几乎从未被纳入过决策者的政策分析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决策者与经济学家们在对泡沫的认知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本文的目的,便是在于介绍决策者与经济学家对泡沫问题认识上的差异,并指出有哪些措施或可弥合这个差异,文章包括以下内容:

  1. 决策者对泡沫的看法。
  2. 从“逆行VS清理”到“逆行VS筛选”
  3. 旨在遏制泡沫的政策是否有效?
  4. 决策者关心的问题摘要
  5. 经济学家关于泡沫都说了些什么?
  6. 央行应该干预还是等待?
  7. 如何在政策和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8. 信贷驱动的泡沫和宏观审慎政策
  9. 政策评估
  10.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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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梳理了笔者观察联储明年政策动向的五条主线。

1.数据本位(Data-based)与金融稳定形成三支柱

联储的政策走向永远以Dual Mandate中的政策目标为基准,即通胀水平和失业率,而非其他什么因素(比如人们热议的中性利率、经济增长以及金融市场状况)。Dual Mandate是50年来美联储的最高准则,也是通胀目标制得以长久不衰的核心。

在今年,联储开始发布“金融稳定报告”,全面评估所谓“金融脆弱性”,这成为了联储政策目标当中的第三支柱。

鲍威尔近期重新开始强调“Data-Based”,并称2018年的经济是“金融危机以后最强年”,才导致今年较快的加息速度,因此明年经济在边际上的变化(放缓)势必会影响到联储的政策路径。笔者依稀2016年上半年非农就业人数的异常波动使得联储重新斟酌了其加息速度。此外,仍在2%下方徘徊的通胀水平也使得联储的通胀目标“非对称性”饱受争议。

因此,在明年,市场的关注重心可能会重新迁移到失业率、非农就业、通胀水平以及最近上位的“金融脆弱性”等硬指标。而今年备受关注的缩表进程的影响、国债超发以及利率框架的技术调整可能在明年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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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记

  1. 再度提及“监测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并明确表态关注全球增长
  2. 明年加息预期收敛在2-3次
  3. 极限空间还剩5次
  4. 鲍威尔表态Trump随便发推不会影响联储
  5. 强调2018年是危机后最强
  6. 强调通胀目标是对称的,不是不能高于2%,目标绝非低于2%
  7. 强调目前利率触及中性水平的下区间
  8. 没说要换政策目标(名义增长)
  9. 没说要改缩表策略,认为缩表影响不大
  10. 对市场波动关注不大
  11. 强调自己注重市场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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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美国25岁至54岁的男女劳动参与率一直在下降,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针对这一问题,旧金山联储在其经济研究报告中指出:

  • 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劳动参与率差异中有四分之三可以用女性对劳动力市场的依赖来解释。
  • 加拿大的就业和社会政策,尤其是产假制度,使妇女在抚养孩子的同时更容易地留在劳动力市场中。
  • 研究结果表明,减少结构性障碍的政策可能会让数百万正值壮年的美国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而这些障碍目前使许多女性处于边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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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一代的经济福祉受到了经济学家和大众传媒的极大关注。在2007-09年经济衰退期间,千禧一代进入了劳动年龄。许多陈词滥调认为,千禧一代的消费行为与前几代人有很大的不同,并将新车销量不佳、实体零售萎缩以及房屋销售和建筑业复苏缓慢怪罪到他们头上。本文通过分析千禧一代与前几代人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并比较他们的收入、储蓄和消费支出,得出如下结论:

  • 与千禧一代相关的许多人口特征,如较高的种族多样性、较高的教育程度和较低的结婚率,与人口中的长期趋势一致,并非这一代人的特质。
  • 千禧一代的生活不如他们前代人年轻时富裕,收入更低,资产更少,财富更少。
  • 在债务方面,千禧一代的债务水平与X世代相当,高于婴儿潮一代。
  • 如果考虑年龄、收入和广泛的人口特征的影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千禧一代家庭的消费品味和偏好与前代人有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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