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ltan在其GMN8中提到：

在美联储面临的新式三元悖论中，它不可能既对银行资产负债表（限制全球货币市场的资本流动）作出限制，又维持在岸美元与离岸美元的平价，还能实行一种国内目标优先的货币政策。三者中，它必须放弃点什么。

如果美联储保持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监管约束，同时还在货币政策上“以我为主”，那么离岸美元和在岸美元的平价就难以维持——银行没有资产负债表空间融出资金加上美联储选择加息的组合将使得离岸美元变得（比在岸美元融资成本）更为昂贵。

如果美联储加息的同时想要让离岸的日子好过，那么就要放松对银行的监管让他们提供对离岸的资金支持，将离岸资金成本和在岸资金成本拉回平价。

如果美联储要保持离岸资金和在岸资金平价的同时又不放松对银行的监管，那么只能在货币政策上保持宽松（放弃本土目标）。

Mikko注：实际上，疫情时期美联储经由扩大范围的互换工具以及FEMA工具打破了这一悖论，通过直接用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向海外央行提供流动性，美联储维持了离岸美元的宽松，并无需调整监管约束来解放银行，同时又可以达到自己的本土经济目标。

在Zoltan的框架内，美联储对资产负债表的收缩是没有主动性的，因为准备金的消耗是被动的，无视这种被动消耗将导致美元融资体系的崩溃。

原因是，财政部的赤字融资从系统中抽取的准备金数额是联储不可控的，而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财政的资金需求越大，虹吸掉的美元流动性就越多。

此外，财政部吸取富余准备金流动性的同时，还在挤出私人部门的融资——这意味着离岸美元的融资成本会上升，体现为跨货币基差成本的飙升。

从存量和结构化的视角来看，准备金的增加与减少取决于联储负债端的其他分项如何变化。

如果财政部的存款账户（TGA）账户在通过发债吸收资金，那么准备金就减少；反之，财政部花掉自己的资金，则又会回流到银行体系变为准备金。

现金需求的增加，导致百姓将存款转化为美元现钞，这会使得准备金减少；反之，存入现钞则会让准备金增加。

隔夜逆回购及其他负债工具的逻辑都是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