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跟大家聊聊税收的问题，之前一直没有急着写的原因在于耶伦的方案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但这几天市场对税收问题的关注度突然上升了，每天微信都要收不少私信提问，所以就可以先流于表面地聊一聊。

随着经济复苏、私人活动加速，利率上升，政府必须提高税收收入来获取更多的初级盈余，但是并没有必要降低债务存量。

广义美元汇率是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

美国四分之一的桥梁需要维修或更换；2016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估计，美国基础设施投资需要2万亿美元——占GDP的10%。

新冠疫情暴露出美债二级市场哪些问题？市场基础设施未来要如何升级换代？

低迷的实际利率似乎是家庭储蓄率居高不下和大量外国投资流入的共同作用。

政府借的款，总有一天会有人要还。

在后危机环境中，如果各国政府迫使央行容忍高于平均水平的通胀，不要感到惊讶。对他们来说，这可能是应对COVID-19引发的债务的最简单方法。

当全球市场变得不稳定时，债务的国际规模使企业和其他借款人面临更高的融资风险。外部融资，尤其是短期融资，可能会在债权人不安时撤出。此外，当本国货币贬值时，外币债务可能难以展期。

在新兴市场，本币债券收益率的大幅上升往往与货币贬值同时发生。

许多国家的财政状况在新冠危机之前就已经岌岌可危。

根据2019年的财务报表，50%的公司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未来一年的总偿债成本。

中国的资本输出遍及全球，且债权高度集中在十多个国家，其中既有富国也有穷国。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研究，有必要超越西方资本市场的私人部门流动，纳入一个相对较新但极具系统重要性的债权人——中国。

中国的放贷总量在2016年和2017年确实有所下降，但对低收入国家的放贷仍然保持在相对高位。发放给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国际贷款发生违约事件的数量，明显超过了欠外国债券持有人和银行的债务重组的数量。

截至2017年，接受中国官方专项资金或贷款的国家占比增长至近80%，中国海外放贷的金融影响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大部分中国海外贷款都以美元计价，并以能够反映风险溢价的利率发放，契约特色也与私人银行贷款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