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受外溢效应的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要面对不受欢迎的升值压力，最初可能会通过外汇干预做出回应，但最终他们会发现将利率维持在与“锚”国家不同的水平上非常困难。不论他们希望抵御升值的初衷为何——通胀低于目标水平、金融稳定考量或保证国家竞争力，这种困难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希望避免爆炸性民意反弹的政府，必须决定如何维持对这些变革的政治支持，找到分享收益和损失的新方法。

随着G7集团达成一致，低税国家的抗争已不太可能破坏整体谈判，更多的是为尽可能接近12.5%的最低企业税率争取支持。

当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是，它放大了国内货币和金融制度的“过度金融弹性”。

银行和主权当局通过多个互动渠道联系在一起。银行与主权当局更强大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治理手段，也许不能切断其联结，但能够降低相关性，化解银行业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祸不单行”的风险。

全球金融市场已高度一体化，透过资本账户的视角才能看清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长远看来，任何单极体系都已不适合多极世界。

在一个国内和离岸货币市场密切相关的复杂国际金融网络中，霸权不可以采取保护主义政策。霸权必须使其货币具有足够的弹性，以确保对其统治期间积累外债的兑付承诺。在这方面的任何犹豫，都将严重地（或是无可挽回地）削弱其霸权地位，行动上的疏失将令其同盟受到考验。

身为国际霸权的美国不可能在维持经济领导地位的同时，还兼顾不断攀升的外汇规模。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其行为完全不受金融可承受性的制约，霸权才能够创造条件扮演全球体系中再生产的假定担保人的角色。全球体系当中必须至少有一个国家与外部均衡的规则脱钩，以便其他国家可以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

预计在2020年底之前，在五个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中，资产负债表平均将扩张GDP的15-23％，并在不久的将来一直保持较大的规模。

自1980年代以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一直在恶化，最高边际税率的降低和公共财富的衰落让政府越来越穷，难以制衡私人财富的“王者回归”。在美国，财富集中度已经逼近镀金时代以来所未见的水平。

中国的资本输出遍及全球，且债权高度集中在十多个国家，其中既有富国也有穷国。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研究，有必要超越西方资本市场的私人部门流动，纳入一个相对较新但极具系统重要性的债权人——中国。

中国的放贷总量在2016年和2017年确实有所下降，但对低收入国家的放贷仍然保持在相对高位。发放给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国际贷款发生违约事件的数量，明显超过了欠外国债券持有人和银行的债务重组的数量。

截至2017年，接受中国官方专项资金或贷款的国家占比增长至近80%，中国海外放贷的金融影响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大部分中国海外贷款都以美元计价，并以能够反映风险溢价的利率发放，契约特色也与私人银行贷款相似。

中国官方放贷和投资的大幅增长在和平年代的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唯一具有可比性的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海外放贷活动的崛起。实际上，债权的迅速增长已经使中国政府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债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