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在欧元区的经济“霸权”(上)

2018/09/06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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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国际霸权的美国不可能在维持经济领导地位的同时,还兼顾不断攀升的外汇规模。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其行为完全不受金融可承受性的制约,霸权才能够创造条件扮演全球体系中再生产的假定担保人的角色。全球体系当中必须至少有一个国家与外部均衡的规则脱钩,以便其他国家可以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

本文由智堡翻译,翻译行为获得了原作者授权,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智堡的立场和观点,译文仅供教育及学术交流目的使用。

原文标题:German Economic Dominance and Minsky's Proposal for a Shared Burden between the Hegemon and Core Economic Powers,作者:Ignacio Ramirez Cisneros,发表日期:2018年8月,译者:张一苇

摘要

(题图右为德国前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左为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

在欧元区乃至整个欧盟当中,德国所占据的经济主导地位无可辩驳。然而,作为经济领导者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货币生产经济体间根据政治和经济利益相互竞争的一套全球体系当中更是如此。本文的第一部分,交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货币生产经济体中绝对领导者的历史背景,为第二部分讨论在战后新体系中民族国家获取领导地位的必要条件做铺垫。第二部分还讨论了外部均衡的某些限制为何不适用于货币生产经济体中的领导者。第三部分着眼于海曼·菲利普·明斯基关于霸权与其他核心工业经济体共同承担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性责任的提案。第四部分审视了德国在欧元区内的领导地位,以及德国应当如何模仿美国的部分贸易政策,才能令欧元区成为可行的经济集团。第五部分讨论了欧元区解体的情景。最后一节对全文做了总结。

关键词:德国;欧元区;海曼·P·明斯基;经济领导者;偿付能力;内生性的收支平衡点;实现问题 (Realization Problems,即“对于已经生产待售的商品,是否有足够的货币需求,保证其价值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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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经济系统是以德国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欧洲)大陆的繁荣主要依赖的是德国的繁荣和事业。

Round Germany as a central support the rest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system grouped itself, and on the prosperity and enterprise of Germany, the prosperity of the rest of the Continent mainly depended.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2007, 9)

为了获得盟国在对苏战略出口管制上的支持,美国必须在西方提供替代市场。

To secure allied support for strategic export controls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must provide alternative markets in the West.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引用自Amsden 2007, 47)

前言

德国在欧元区 (EZ) 乃至更广泛的欧盟 (EU) 中的经济主导地位不存在争议。2016年,该国GDP占欧元区GDP总量的29%;截至2015年,它是欧盟28个成员国中18个国家的最大区内贸易伙伴——除了爱沙尼亚和塞浦路斯,所有欧盟国家的区内贸易伙伴前三名中都能找到德国 (Eurostat 2015)。2016年,德国占欧盟区内出口份额的近23%,占欧盟向世界其他地区 (ROW) 的出口份额更高达28.6%。[注1] 虽然目前德国出口的近60%仍流向其他欧盟国家, 但对ROW的出口增速越来越快(且主要是内生驱动);不过德国对ROW的贸易顺差,比对其他欧盟国家的顺差更大。

注1:现实中这两个份额很可能更高。“鹿特丹效应” (Rotterdam effect) 是指欧盟在录入贸易数据时,仅按照货物始发港和终到港之间的吞吐量计算,而不考虑货物原产国和目的国。这就意味着荷兰(鹿特丹港)和比利时(安特卫普港)的贸易统计数据存在严重夸大,而现实中这部分贸易额应属于其他国家,当中最突出的就是德国。

然而,作为经济领导者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货币生产经济体 (monetary production economies) 间根据政治和经济利益相互竞争的一套全球体系当中更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美国被赋予了对货币生产经济体的绝对领导权。它控制了中东的石油出口,终结了先前歧视美国出口的双边贸易集团,重新设计了欧洲与其前殖民地之间的关系,领导了民用和军事工业的技术创新,并通过与欧洲乃至其他大型经济体和地域大国的关系,令大西洋霸权延续下去。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提供了相关的历史背景,并为第二部分做出铺垫,探讨主要民族国家在二战后新国家体系中肩负的具体责任。第二部分继续讨论外部均衡 (external balance) 的某些限制为何不适用于货币生产经济体中的领导者。第三部分着眼于海曼·菲利普·明斯基 (Hyman P. Minsky) 关于霸权与其他核心工业经济体(即区域霸权)共同承担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性责任的提案。第四部分审视了德国在欧元区内的领导地位,以及德国应当如何模仿美国的部分贸易政策,才能令欧元区成为一个主权和半主权国家组成的可行经济集团。第五部分讨论了欧元区解体的情景,及其对欧元区外围国家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最后一节对全文做了总结。

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美国的政治精英开始为战后的世界绘制蓝图。在终结其战时盟友英国所享有的英镑集团特权 [注2],积极扶植或至少暗中支持前欧洲殖民地圈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从事实上引导世界摒弃贸易双边主义 (Skidelsky 2000; Kolko and Kolko 1972)之外,美国还得制定属于自己的领导战略。战争业已结束,为了彰显其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美国并不能通过威胁公开的军事干预来确保(欧洲的)忠诚。

有鉴于此,美国转而集中精力,通过上述方式促进或至少不阻碍(前欧洲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 (Arrighi 1994; Amsden 2007) [注3] ,并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 框架内开展谈判减免关税,达到限制欧洲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目的。不过,如果美国想要成功地限制其欧洲伙伴以往在发展中国家市场所享有的准入特权,就需要提出一种替代方案取代旧有的双边贸易关系。

当时美国政治经济上霸权战略的基石,就包括为自身乃至盟友创造全新且稳定的市场。因此作为美国冷战战略的一部分,欧洲大国饱受战火蹂躏的生产能力必须得到重建;这又进一步要求美国向这些特定国家打开自己庞大的国内市场。美国必须成为除苏联集团外其他主要现代工业国家出口的优先市场 (market of preference)。

注2:英国补贴其在战争期间巨额赤字的主要方式,是不允许英镑集团国家将其英镑账户余额转换成美元。这些国家自然在战争期间积攒了大量英镑。除了在兑换上设限外,英镑集团国家还得将他们的美元储备存放在伦敦,形成的“美元池”可以用于支付来自美国的进口 (Skidelsky 2000,194)。英镑集团内“居民”所面临的部分跨境交易限制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注3: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事件中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 时任美国总统)站在纳赛尔(译者注:Nasser, 在其领导下埃及军队1952年成功推翻埃及君主制,后再次对文官政府发动政变并于1956年正式当选第二任埃及总统,就任当年将英国控制下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一边,反对法国和英国(Harvey 2003) 尝试重新夺回这条海上战略要道的军事侵略威胁。

美国孤立其新地缘假想敌苏联的计划——通过限制来自世界其他地区 (ROW) 的技术转让 [注4] 阻碍苏联实现经济现代化——并不能得到战后急欲重开贸易的国家的默许。美国不得不向他们输送实质利益,以换取那些希望与苏联及其卫星国——与他们的西方邻国同样热衷于经济现代化,并因此急需战略性进口——开展贸易的欧洲国家的合作。

符合这种“等价交换” (quid pro quo) 的第一件激励措施,就是马歇尔计划下重建所需的大批援助。然而,一旦重建工作进展顺利,新的世界霸权将需要为来自新老盟友的大规模民用工业产出提供相对应的市场。鉴于当时世界经济的状态,与新的超级大国开展贸易的机遇,并得以进入其未受战火波及的庞大且稳定的消费市场,为欧洲大国和日本提供的远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救命稻草。对美贸易提供的工作岗位带来了相对的国内政治稳定,并最终转化为了工业财富。

注4:Kolko and Kolko (1972) 如实记录了苏联在1945-46年与其他占领军的谈判中,是如何坚持要求德国必须支付一定数目的赔偿,以便从德国更先进的工业部门获得机械和工业品供应。美国当时持截然相反的立场,坚决反对提出任何形式的赔偿要求,并对苏占区中主要为德国农业省份的事实心知肚明。

换句话说,美国通过与欧洲大国和日本发展特殊的商贸关系,为自己划出了极大一片势力范围,并保证这些国家制造业基础的盈利和增长。[注5] 与此同时,针对时有(时无)且愈演愈烈的“共产主义威胁”,美国还向这些国家提供国防服务。这种新的霸权战略,通过与其他意识形态一致的西方核心经济体和行将成为亚洲经济发动机的日本的贸易关系(他们都被剥夺了旧的帝国主义地盘,因此也无法在地理上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意一个竞争霸主地位),确保了制造业和出口基础上的长期经济增长。

制造业的扩张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增长,无疑在换取美国国家集团(包括但不限于西欧国家,前英镑集团国家,日本和几个东南亚国家)的信任上大有裨益,并允许这些国家通过出口重新获得经济上的稳定。事实证明这是冷战期间的一种基于共识 (consensual) 的战略 (Guha 1997),而非公然强制。正如艾森豪威尔在引言 (Amsden 2007) 中所陈述的那样,美国认识到在其霸权道路上最佳的说服形式,是通过商贸纽带来帮助巩固公民对美国所期望代表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支持——尽管在实践上通常不那么民主。

注5:“美国早期的冷战政策......通过升级和扩张日本和西欧的生产设备,创造了后来资本家内部竞争加剧的客观条件;它们还通过推动北方发达国家的接近完全就业和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限制了资本家将竞争加剧的负担转嫁到劳动力上的能力。” (Arrighi 2007, 166)。

然而,正如明斯基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国际经济学论文中 (Minsky 1983, 1986) 清晰指出的,这种战略的局限性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显现出来。甚至在此之前,规模异常庞大的离岸短期美元债务所引发的整个特里芬困境 [注6] 的讨论,就已标志着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角色正被迫发生改变。美国庞大且不断增加的国际收支逆差,让全球市场淹没在了美元的海洋当中。美国已从为日本和西欧的饥渴经济体输送美元的资本输出国,转变为全球制造品的主要市场。然而美国输出境外的资金,仍多过其吸引来的资金;也就是说美国居民的海外投资,仍大于美国居民的海外收入加上外国人在美投资的总和。这使得再工业化的欧洲国家在进入美国庞大且稳定的国内市场的同时,还能不断积攒独立于传统贵金属本位的新式储备资产(译者注:指与黄金脱钩后的美元)。[注7]

这两种诱惑——充裕的出口市场和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用途——进一步将工业国纳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然而,通过贸易确保忠诚的战略是有代价的。从短期来看,这一战略会损害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利益,将市场份额拱手相让于冷战盟国的出口商(见表1和表2)。当然,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国家利益的托词远比市场份额的竞争或许多美国公司的生产底线更加重要。

注6:特里芬困境是指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央行需要维持关键国际储备货币的流动性充足水平,对该货币发行国净储备头寸所造成的压力和衍生出来的复杂问题。如果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寻求减少国际收支逆差,那么ROW将被剥夺足量的流动资金和收入,难以维持国际金融市场的正常运作。也就是说,美国在推行有利于本国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国家政策的同时,还得提供收入和信贷流动,以便国际金融体系的用户能够服务于规模庞大的国际债务网络;参见Triffin (1960,1978)。

注7:并不是所有盟国都赞赏美元放弃金本位的决定,而反对声音最大的是戴高乐治下的法国 (Hudson 2003)。

表1. 美国机械、运输设备和其他制造品进出口情况

表2. 美国成品制造品进出口情况

霸权在货币生产经济体中的领导地位

随着西欧和日本重建工作的顺利完成,以及当地工业生产的稳步发展,美国将通过与冷战盟国的贸易,帮助产生海外的美元流动。仰仗其世界经济霸主的特权,美国独享作为出口级制造商首选消费者 (consumer of first resort) 的好处。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在对出口市场有强制性依赖的前提下,主动推行刺激高消费水平的政策,否则就将尝到外汇储备萎缩和严重国际收支失衡的恶果。美国的消费市场并不会受到美国长期出口表现的限制;而其他核心国家的长期出口表现,反要部分受制于美国消费市场的表现 (Wray 1994)。

这就意味着,身为国际霸权的美国不可能在维持经济领导地位的同时,还兼顾不断攀升的外汇规模,即担忧其领导地位的可承受性 (affordability)。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其行为完全不受金融可承受性的制约,霸权才能够创造条件扮演全球体系中再生产的假定担保人的角色。很大程度上讲,身为霸主的紧迫需求,根本不可能留给文员的算术做决定。[注8] 更重要的是,只要没有凯恩斯 (Keynes) 提出的国际清算和透支制度 [注9] 或类似于下文讨论的明斯基提案,全球体系当中就必须至少有一个国家与外部均衡的规则脱钩,以便其他国家可以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

注8: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 在1795年曾警告,“[信用体系] 这种安排,这项商业民族 [英格兰] 在本世纪的巧妙发明,实际上是专为发动战争所准备的财富,并远超其他所有国家的财富;耗尽这笔财富的唯一途径是即将出现的财政赤字,但这也可以通过国家商贸的刺激及其对生产和利润的扩张性影响被大大延迟。这种制造战争的工具,以及统治者对发动战争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似乎深植于人类的天性之中——是永久和平的一大障碍” (引用自Triffin [1997])。

注9:区域互惠贸易集团 (Kregel 2017),或按文化认同感组织起来的贸易集团,也可能是一种有价值的选择。

美国在货币生产经济体 (money production economies) 中身为领导者的特殊地位,意味着它还肩负着其他重要的义务。其主要的金融义务,是为国际金融体系带来稳定,并在各项条件内生性不稳定时提供解决方案,例如于1971年实施的大胆且极富争议的黄金非货币化。履行这两项义务——为国际出口商提供充裕的消费市场 ,以及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对霸权来说)最为重要。他们让霸权“师出有名”,令国际社会相信霸权的行动是代表和维护普遍利益的。[注10] 如果没有向其他主要利益相关方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的能力,就无法奠定在国际层面上的领导地位。[注11] 用Arrighi (2007, 166) 的话说,“霸权国家得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政府的职能。”

注10:“这又一次证明,重建国家间体系的能力是基于规则制定者和体系附庸之间的一种广泛共识,即霸权的国家利益中体现了普遍利益” (Arrighi 1994, 65)。

注11:在Arrighi (1999, 289) 眼中,全球领导者“必须愿意并且有能力承担起为系统级问题提供系统级解决方案的任务......”。

今天欧元区核心国家德国所承担的必要角色,与布雷顿森林时期的美国并无不同。经历过最近的大规模资本外流之后——主要流向欧元区外围国家以支撑当地的房地产泡沫,补贴当地政府开支以避免劳务冲突,或让更具经济实力的成员国能够给外界留下“后起直追”的印象,譬如单位劳动力成本的高速增长 (Flassbeck and Lapavitsas 2013) ——德国现在必须拿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

长期维持低利率是不够的;继续量化宽松政策也不行。如果德国要不负众望担负起区域霸权的角色——当西方主要利益相关方签字同意两德统一(译者注:指1990年美苏英法四国在莫斯科签署的《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就已默认将这一角色赋予了德国——它就必须为欧元区外围国家严重的失业问题和缓慢的经济增长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它必须通过为外围主权国家创造稳定的财政和金融条件,为欧元区经济的最终一体化和后起直追(区内生产力的趋同)提供原动力。这些稳定条件必须与持续的银行信贷和投资组合流动相结合,还需要外国直接投资和量身定制的官方开发贷款,甚至包括技术转让 (Ozawa 1989)。后两种金融流动可以为区域霸权将来必须维持的经常账户赤字攀升奠定基础,以便为货币联盟的经济困境带来某种系统性的长期解决方案,就像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与其地区商贸伙伴的情况一样 (Ozawa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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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Ramirez Cisneros, Ignacio, German Economic Dominance and Minsky's Proposal for a Shared Burden between the Hegemon and Core Economic Powers, The Levy Economic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Collection No. 913, August 2018

译者:张一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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