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大战之间的关税冲突带来的三个启发

2018/10/03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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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冲突中的哪一点,决定着其对全球经济负面影响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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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最近提高关税的做法,不禁让人联想到上世纪两次大战之间的贸易冲突史。本文对那一时期的关税状况作了考察,并从中总结出了贸易战对美国及其贸易伙伴的宏观经济影响上的教训。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税相比,近期的关税冲突造成的经济衰退影响可能更小,范围也更小——前提是关税水平不会因报复而急剧上升。

虽然国家关税表难免繁琐而复杂,但利用实收关税与应收进口品价值的比,仍然可以粗线条地描绘出一幅与关税有关的宏观经济图景。

根据这种方法,以1895-2000为目标时间段,我们绘制了展现全球该比例变化情况的下图1:

下图1的上半部分显示了该时段早期(1895-1950),美国单边贸易立法的图景;而下半部分,则展现了关税总协定与WTO成立以来多边贸易协定时期的图景(1950-2000)。

如图可见,样本时段早期的平均关税水平要高得多,为38.6%,而现代时期仅为8.3%。而且,样本早期的关税波动非常剧烈,一度从13.9%(1920年)提升到59.1%(1933年),而在现代,关税水平则从13.5%稳步下降到4.6%。原因是什么呢?

在早期,立法上的逆转是很常见的,往往因为国会从民主党主导变成了共和党主导,所以相关政策也由自由主义转向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此外,Harrison(2018)通过研究1926-1933年5000多个关税序列项目发现,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Hawley-Smoot Tariff Act)与1933年“摩天大楼关税(skyscraper duties)”之间大部分从价关税(ad-valorem duties,以商品价格为标准征收的关税——编者注)的增加,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关税曾经是从量关税(specific duties,以货物的计量单位,比如数量、重量、体积等为标准征收的关税,比如每磅10美分关税),另一方面乃是因为1930年代初大萧条后美国陷入通缩进而出现大规模的物价下降。在一份早期研究(Crucini 1994)中,通过追溯至1903年的关税档案,研究者发现一战时期的通胀起到了反效果——其侵蚀了从量关税的实际价值,直到1921与1922年通过了更高关税的紧急关税法案(Emergency Tariff Act)与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案(Fordney - McCumber Tariff Act)。1934年的《互惠贸易协定法》(Th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 of 1934 )允许总统在互惠原则的指导下启动双边贸易协定,这为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下特有的多边关税减免奠定了基础。

从这段故事中,可以得到三点启发。

第一课

早期关税变化的超级周期主要是由名义价格水平的波动和名义上严格的关税立法结构之相互作用所驱动的。这种关税结构的一个后果是,它产生了明显的顺周期性保护主义,而这又强化了两次大战之间执行不力的货币政策与懈怠的金融监管之负面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天,关税上调、外国报复与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同时发生,而且美联储将政策利率维持在接近历史低点的水平。这意味着,与这些贸易政策相关的任何宏观经济利好因素,在现在都可能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更难以孤立看待。

对商业周期的影响

经济学家们早就认识到,以同样的方式模型化永久性和临时性的政策变化是不恰当的。现代时期的大多数关税修订都是朝着更趋于自由贸易方向的永久性、多边主义的运动。经济学家通常根据这些永久性关税变化的长期影响来评估其效能。相比之下,较早时期的特点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出现一系列政策逆转。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定的关税制度变化的效果将会逐渐显现,并展现出其效果终究能持续多久,但是对消费者和企业而言,在他们做出实时决策时,他们并不能确定未来关税的水平以及预期持续的时间。为了应对这种不稳定的政策环境,Crucini和Kahn(1996)发展了一个双区域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贸易模型——一个区域是美国,另一个区域是两次大战间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加权平均值。

图2是在给定实际上的关税水平历史序列后,利用该模型对美国GDP路径的预测。GDP的变动反映了消费者和企业根据观察到的关税变化在不断调整其消费和投资决定,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认为这种关税变化是高度持久的。如图所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关税水平的周期特质会产生一个商业周期。从商业周期的高峰到低谷(1929年到1933年),GDP分别下降了0.5%到1.5%不等(分别是低关税与高关税下的情况),并在1932年或1933年(大萧条低谷期)开始复苏。值得注意的是,在更小、更依赖贸易的经济体(例如意大利,参见Perri和Quadrini 2002),关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可能会大得多。

第二课

当关税水平在几年的时间里在高水平和低水平之间波动时,它们实际上有能力促成衰退和繁荣。这些宏观经济影响取决于由中间制成品投入(intermediate inputs)和国内替代品稀缺性共同主导的贸易流动。钢铁和铝当然符合这一描述,最近25%的关税增幅与历史上一些最大的增幅相仿。不同的是,目前美国和外国关税的增加对世界贸易的影响,远小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影响。此外,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不同的是,相似产品的主要外国供应商得到了关税豁免,从而使美国企业有能力调整自己的供应链,以适应关税更优惠的国家。这降低了关税对美国国内投入成本和总效率的影响。

异质性关税(heterogeneous tariffs)的宏观经济影响

美国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以同样的税率对所有进口产品征税。然而,对于某种特定的货物,美国针对所有贸易伙伴的关税几乎是一致的。从字面上看,美国的关税法上有1000多个项目,而且,从历史上看,它们包括纯粹的从价关税(ad-valorem duties,以商品价格为标准征收的关税——编者注)、从量关税(specific duties,以货物的计量单位,比如数量、重量、体积等为标准征收的关税)以及两者的结合。

Bond等人(2013)在创建了一个立足于三个不同时点的项目关税(line-item tariffs)档案,这三个时点分别是:霍利-斯穆特关税( Hawley-Smoot tariffs)在1930年生效前的6个月,生效后的6个月,以及1933年(两次大战之间的通缩结束之年)。这些项目被汇总成41个部门,以匹配Leontief在1929年绘制的投入产出(input-output)表,从而评估关税扭曲对自由贸易效率的影响。

上图3显示了按照Hawley-Smoot通过之前的关税水平进行排序的条件下,这41个部门层级的关税楔子在3个不同时间点上的情形。首先要注意的是,不同商品间关税楔子的不均匀性(non-uniformity),这对使用综合关税指数(图1)提出了质疑。关税楔子的范围从1(1930年对皮鞋零关税税率)到2.5(对食糖150%关税税率)不等。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关税楔子由于通货紧缩的增加(当实线高于虚线时很明显),往往比直接归因于Hawley-Smoot Act之通过(点线与虚线之间的差距)所造成的增加要大很多倍。

第三课

关税水平的异质性和上游生产投入品(input)使用强度的不同之结合,要求在投入产出矩阵(input-output matrix)中按部门更加仔细地对税则号列(tariff lines)进行检视。我们发现,Hawley-Smoot法案提高的关税,与随后由于通货紧缩而增加的关税相结合,导致了总体效率下降1.7%(相对于自由贸易)。此外,这种宏观经济效率下降的水平在理论上与政府对所有应课税之进口产品统一征收68%的关税时是一致的。把观察到的跨部门平均数(45%)与反事实的统一关税进行比较,是一种在非统一关税前提下表达模型化的部门投入-产出结构之重要性的有效方式。与这种机制相吻合,Kasahara与Rodrigue(2008)提供了现代时期下,以智利为例,工厂层面上,企业进口的中间制成品带来的效率加强影响之案例。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情况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胡佛总统兑现了竞选时的承诺,帮助了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农产品价格暴跌之苦的农民,而特朗普总统则强调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流失是来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最近上调的关税——虽然规模很大,但只针对于一个很小范围内的中间制成品(相对于两次大战之间而言)。因此,只要关税水平不大幅上升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水平,衰退的影响可能会更小,范围也会更小。

编译:张纬杰

参考材料:

Eric Bond, Mario Crucini, Tristan Potter, Joel Rodrigue,Three tariff lessons from US interwar history,VOX,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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