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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印度GDP在IMF的统计中位列世界第六，其长期增长前景更是不可小觑。但是，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印度经济同样面临许多挑战。在当下，最显著的便是其影子体系风险与财政整固困局。

9月21日，印度影子银行体系中的巨头IL&FS（Infrastructure Leasing & Financial Services Limited）濒于债务违约，几天内印度股指Sensex一度暴跌1500点，而由IL&FS带来的影子体系风险目前仍在发酵中，汇丰预计，由于影子体系承压，印度经济增长可能由此下降0.3%。

另一方面，持续多年的财政整固在今年也由于税收收入的下降与石油/农产补贴的增加而出现困境，3.3%（占GDP之比）的赤字目标恐怕亦难以完成，23个邦中，14个邦的财政状况在恶化，只有9个在好转（实际上印度一共29个邦，不过有6个为“联邦属地和德里国家首都辖区”，部分类似我国的直辖市）。

本文试图从过去三四十年来印度改革开放的轨迹出发，对印度影子体系与财政整固问题提供一个历史维度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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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印度崛起之谜：“东亚模式”与“华盛顿共识”之外的“第三条路”

后发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轨迹并非只有一条。

二战后，在总体和平与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迅猛增长，其中就包括一些前殖民国家等后发经济体。在这些后发国家实现经济崛起的种种模式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即“东亚模式”，还有“华盛顿共识”。

东亚模式最鲜明的特点有2个：1.出口导向；2.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且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较强。最典型的“东亚模式”经济体如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都通过“东亚模式”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崛起乃至赶超。

而所谓“华盛顿共识”，即新自由主义理论家老生常谈地产业私有化、去监管、贸易与资本自由化、浮动汇率等等。相较于“东亚模式”，“华盛顿共识”的争议性也更大，有观点甚至认为这是美国希望借此控制东欧与拉丁美洲经济的手段（该共识产生的背景，便是美国政学界精英聚集华盛顿为拉美经济困境建言献策）。虽然在实践中东欧和拉美一些国家曾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华盛顿共识，但要么持续时间很短，要么带来的后果十分糟糕（比如接受“休克疗法”后的俄罗斯）。

但是，既不同于“东亚模式”，也相异于“华盛顿共识”，过去半个多世纪来，印度经济的发展轨迹却显得十分另类：

一方面，作为同样并不“缺人”（2017年，印度人口已超过13亿）的国家，印度的出口却十分有限，以2017为例，我国出口额总计达22635亿美元，而印度仅仅为2965亿美元，不及我国的1/7。同时，印度的国家组织能力很弱，这既体现在顶层决策时的拉扯，又体现在社会动员能力的缺失——而这两点都与前述“东亚模式”相左；

另一方面，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1950年代-1980/90年代），印度经济一直具有公共部门更加强势、政府干预色彩强、监管壁垒高、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受阻等特点，其中，很多特点时至今日仍然存在（比如信贷配给），这又显然与“华盛顿共识”中的种种呼吁大相径庭。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看，可以说印度走的是一种"第三条路"。那么，这“第三条路”究竟是怎样的？它缘起于什么？又对当下及未来印度经济造成了哪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