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符号的恐龙:我们为何喜爱这些早已灭绝的生物?

2019/01/25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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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然历史博物馆是科学的殿堂,那恐龙就是殿堂中的圣坛。我们不是恐龙的后裔,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人们更容易将恐龙的世界视为人类状况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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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然历史博物馆是科学的殿堂,那恐龙就是殿堂中的圣坛。

If museums of natural history are temples to science, dinosaurs are their shrines.

作者Boria Sax,美国作家、讲师,著有Imaginary Animalsthe Wondrous and the HumanAnimals in the Third Reich: Pets, Scapegoats and the Holocaust等书。

本文为作者新书《恐龙狂热:为什么我们喜爱、恐惧并深深着迷于恐龙》(Dinomania: Why We Love, Fear and Are Utterly Enchanted by Dinosaurs) 选段。

正文部分

虽然人们称呼它们的方式五花八门, 但在人类的认知中恐龙从未缺席。西方龙盘踞在洞穴或者地下的古老传说,可能源于化石的发现。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神话中常见的羽蛇神,常被视作是生命的创造者。北美、澳洲、西非土著口口相传的传说开端,往往都有彩虹蛇开天辟地,为人类和其他动物创造出生存的环境。亚洲龙结合了许多动物的特征,象征着原初的大能和降下福泽的雨神。这些形象反映了我们对恐龙外观的主观重构,并通过文学描写将他们置于人类文明诞生之前就已存在的世界当中。

这些传说和神话之间的相似度,或许是因为人类想象力的工作方式与物种演化大致相同。两者都在不断更迭熟悉的体型特征,比如翅膀、利爪、高冠、尖牙和鳞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特征反复消失,又在趋同过程(convergence) 中重现。霸王龙 (Tyrannosaurus rex) 的形象好像袋鼠,而翼龙 (pterosaurs) 则形似蝙蝠,但这些相似之处,并非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

还在学习社会基本期待的儿童,从一定意义上讲尚置身于人类文化之外。他们对恐龙的喜爱表明,这些巨型生物触动与吸引着人类心灵中与生俱来的某种东西,或者至少是非常原始的东西。一种推测成分很大的解释认为,这是烙印在基因当中的遗传遗产,可以追溯到早期人类面对巨大的史前蜥蜴如古巨蜥 (megalania) ,甚至更早以前我们的远祖哺乳动物不得不与恐龙本身争夺生存空间的时光。而更简单的解释认为,恐龙的图像能够在不构成实际威胁的情况下,给人造成危险才能带来的兴奋情绪。也许从儿童的视角来看,恐龙就和成年人一样,因为两者都很老很庞大。

通过激发幻想,恐龙能够减轻孩童的无助感。Gail Melson(译者注:美国著名儿童发展领域专家,发展心理学博士,普渡大学教授)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

我认识的一位瘦小害羞的8岁男孩每天放学后都会匆匆赶回家,穿越回恐龙仍在地球上漫步的年代。他就是一本行走的恐龙传说百科全书,从不厌倦摆弄他六英寸高的模型玩具模拟雷龙和霸王龙之间的战斗。与成年人或其他个子更壮、举止更自信的同龄人身上的力量不同,他可以在股掌之间操控恐龙的力量。

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儿童早在成年之前的青春期,就把这种痴迷抛在脑后了呢?

成年人也常常像孩子一样感到无助。他们通过打射击类电子游戏等,以及其他成人的逍遥时光寻求慰藉,但很少有人会再去玩恐龙玩具。那会不会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成年人其实从未真正跨出过“恐龙阶段”?也许他们只是通过自己的孩子,代替他们去重温对恐龙的痴迷。传统上我们常把恐龙当作是一段悲伤的寓言,他们曾经是那么庞大有力,却都难逃灭绝的命运(除了禽类身上还能找到他们的一些影子)。恐龙身上这种强大支配能力和极端脆弱性的矛盾结合,也正是我们在反思人类自身时的重要方面。

无论如何,这个小男孩远非孤例。我时常光顾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该馆三层楼高的商店中,将几乎整整一层楼专门用于陈列恐龙主题商品,而且其中大多数都跟科学无甚关系。恐龙毛绒玩具塞满了一排排货架,其中许多有些玩具尺寸巨大。有很多供还在学认字的儿童看的恐龙图画书,机械恐龙玩具,还有无数贴着恐龙图片的用品挂件。

Melson描绘的这个8岁孩子,在很多方面是我的翻版,只不过在我的童年时代,古生物学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大肆商业化。恐龙就像总统和老师一样,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在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里,重建的雷龙骨架矗立在大厅的穹顶之下。一块巨大的骨骼被放置在骨架前面的一个小基座上,邀请人们来触摸和感受。当我走上前去摸它时,手下的骨骼感觉非常坚硬和寒冷,几乎有种金属的质感,但它却激发了我对这具骨骼曾经支撑过的庞然大物的温暖遐想。我从小就有点孤独,也有点浪漫主义。回首往事,我想恐龙的世界对我来说是一种避难所,用来逃避那些口口声声说理解我却从未真正理解的大人们。

尽管社会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当中经历了各种变化,但每个世代中总是会有那么一批人在孩提时经历过“恐龙阶段”;而这种万变中的不变,对所有年龄段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安慰。恐龙就如同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儿时奇迹” ("childhood wonder"),令我们再次确信各自的童年经历同样是永恒状态 (eternal condition) 的一部分。这种现象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它似乎经常在儿童中自发产生,而几乎不需要来自成年人的鼓励。然而,恐龙毕竟和人类一样,并非不朽的存在。至少,自19世纪初第一次系统性地将出土的化石定义为“恐龙”之后,我们想象它们的方式就一直在发生变化。

也许,在我童年首次接触恐龙骨骼之后,后来的每一次与恐龙邂逅的经历,总是或多或少地带着一丝失望。对孩提时的我而言,恐龙是通向一个没有社会压力和种种要求的世界的门户。“成为一只恐龙”,我曾在小时候的一首诗中如是写道,而这句话的意味,只不过是做我自己。事实证明,恐龙,或者至少是他们的骨骼,自从被发现的一刻开始就被深深地牵连到商业和强权政治的世界中了。但是我的童年经历告诉我,如果所有的宣传热潮最终被一层层全部剥去,也一定会有某些美妙的东西依然能留存下来。

科普,恐龙和人类的想象力

正如Tom Rea所言,自20世纪初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自然历史博物馆是“科学的殿堂,而恐龙展览就是占据其中央的圣坛。”博物馆,特别是那个时代的博物馆,往往仿照古老的寺庙或教堂建造,有高高的天花板,穹顶和精致的浮雕。他们像教堂一样,也扮演着守护者的角色,是神秘知识的守护者。

博物馆与大教堂的相似之处,不仅仅是出于偶然的联想。它反映了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gy) 的思想,而这恰是早期科学的一大驱动力,虽然受到来自进化论的挑战,时至今日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种思想认为,自然界当中的秩序是存在有意识计划的证明,进而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研究自然界的这种秩序是为了揭示上帝计划的部分内容,而在这么做的过程中应能激起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宗教将科学界与更广大的公众联系在一起。用Martin Rudwick(译者注:英国著名地质学家、历史学家,剑桥大学历史与科学哲学系研究教授)的话来说:

科学的普及以前被视为一个完全单向的过程...... 科学权威人士通过这个过程,将其深奥的发现转化为更容易理解的语言,在途中不可避免地会丢失或扭曲内容。然而近来,这一过程似乎越来越多地是从“流行”端发起诉求,而不再仅由科学权威单向灌输。

首先,科学依赖于融资来源,而这些资金的多寡又受到公众认知的严重影响。这进一步会对研究方向的确定造成很大影响。科普也有助于招募年轻人加入科研行列。此外,科学家,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也同样不得不面对大众传媒对其领域的相关刻画不断扩散的影响。作为博物馆、企业甚至大学的雇员,许多科学家必须时常作为其专业的代表,与公众接触。

此外,当下科学家之间相互沟通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也不可避免地得通过大众传媒来完成。虽然专业期刊仍然很重要,但它们总是更新迟缓,程序繁琐。在以正式方法编撰并开展同行评审之前,新的科学发现可能会被大量报告。一个外行的知识储备可能无法与专业的古生物学家的理解深度相媲美,但在业界的最新进展上,两者的了解几乎是同步的。因此,只有我们不把科学看作是一个闭环的,甚至是与公众“隔离的领域”,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恐龙对当代世界的重要性。将“科学”视为一个包罗人类广博努力的领域会更加准确,不仅需要研究人员,还需要哲学家、网页设计师、艺术家、教师、记者、博物馆解说员等等。这与研究人员为了寻求真理单打独斗,并最终战胜无知和迷信的浪漫主义形象相矛盾;这种形象只会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今天,大多数科学论文至少有三位作者,通常还有更多。与流行文化的联系,也限制了科学对客观真理的垄断,因为科学本身就依赖于许多无形的、主观的、心理的和偶然性的因素。

即使对于研究人员来说,物理学中的最新发现现在已几乎不可能被可视化,但是古生物学中的发现只要稍稍发挥想象,就可以被转化为非常多彩的图像。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恐龙首次被发现后的非常短时间里,人们就迅速建立起了对恐龙的感情,这种感情复杂、矛盾、多方面,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和我们与几乎任何活物之间的感情同样亲密,包括狗和猫。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想象力做到的,就像公众与名人偶像之间的关系一样,但在这种关系中,却并不缺乏真实。恐龙已经出现在展览、主题公园、小说、玩具、电影、漫画、徽标以及所有其他流行文化商品当中。

更直截的科学活动同样处处渗透着表演和戏剧性,尽管采取的是更微妙的形式。像Gideon Mantell这样的早期恐龙发现者,往往会大大夸大恐龙的体型,以迎合公众对宏伟和珍奇之物的兴趣。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寻找巨大恐龙骨骼化石的活动成为火爆竞争的舞台,不仅有探险家,还有为他们提供支持的工业家和政府,到后来已发展为一种夺宝性质的活动。

即便是借助高精密的工具,科学家也只能从骨骼和其他化石中推断出有限的信息,这样一来也给了希望重构恐龙的外观和习性的人足够的想象空间。对最受欢迎的代表性恐龙的描绘,甚至可以忽视了古生物学领域内设置的限制,并常与最近的发现相结合,以显得是最新的成果。我们对恐龙的图像模拟,和中世纪艺术品中的龙和恶魔别无二致——它们也能被追溯到上古时代的神灵——与骨骼化石实际上没有多大关系。这些龙与蛇常与野蛮的信仰或遥远的时代联系在一起,所以就像圣乔治或贝奥武夫这样的屠龙者一样,今天的古生物学家实际上扮演的是现代性布道者的角色。

恐龙:人类状况的一面镜子

我们不是恐龙的后裔,我们的祖先在漫画书和B级电影之外,跟他们也从未有过互动。但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人们更容易将恐龙的世界视为人类状况的一面镜子。

恐龙灭绝的事实,使他们的故事与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世界末日传统产生共鸣。它们庞大的尺寸和强大的力量,常被投射到帝国或史诗规模的战争上,或被指代为启示录式的灾难。甚至目前认为一些恐龙幸存下来并进化为禽类的观点,也暗示着人作为“天选子民”渴望被救赎的情愫。但我们对世界末日的恐惧已经世俗化,恐龙的意义随之改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恐龙经常被用来影射大企业,而恐龙最终的消亡,则被指代为荡涤一切的无产阶级革命。后来,恐龙与世界末日之间的关联,又被用来表达对热核战争浩劫或生态系统崩溃的恐惧。除了庞大的尺寸和古老的存在这些原始吸引力之外,恐龙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它们的象征意义足够灵活,可以用来反映各式各样的内涵。它们被用来评论人类的暴力、纯真、财富、工业化、失败、现代性、悲剧、灭绝等等,无穷无尽。

但这些东西最终都与恐龙无关。我们只是在他们无尽的神秘生命中,强加上自己的内涵。我并不会反对这一点,因为利用其他生物作为符号就是人类会做的事情,而我并不能免俗。但是,当我们将恐龙作为文化图腾谈天说地时,我们应该记得,它们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更加广博的存在。


译者:张一苇

来源:Sax, Boria, Why We Love Dinosaurs, Nautilus - Culture/ Paleontology, Dec. 20t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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