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得与失

2019/09/03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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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间商品对于美国消费者的影响尚不明确,但就最终产品来看,贸易及离岸外包已经是美国消费者能在美国获得价格上可负担的商品的关键,并对贫困人口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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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产业政策的核心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生产外包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就业的流失,工作机会被其他国家“抢走”了。但是特朗普鲜有提到的是,生产外包的原因必然是生产成本在海外更低,更低的成本则必然带来产品更低的价格,并惠及美国的消费者,那美国的消费者从中到底获益多少呢?

此外,特朗普还不断挥舞“关税”大棒,认为这可以迫使美国制造业回流。他在推特上声称,因为他的关税政策,中国已经失去了5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200万为制造业就业。但事实并非如此,制造业就业的下降反映的是中国单位生产率的提高及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且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与特朗普论调相反,中国近两年制造业就业的下降速度较2014 - 2017年更加温和。

对于特朗普建立在虚假事实上的政策,不求甚解的美国民众可能会买账,但这并非促成国际和解与合作之道。本文通过汇编三篇互相关联的学术研究内容,力图展示全球化进程对各国产生的真实影响。

第一部分 离岸外包真的“夺走”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吗?

全球化对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一直是争论的焦点。随着大体量、低薪资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兴起并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发达经济体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也最为严峻。在1990年至2011年间,美国制造业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更为争论火上浇油。

但美国工人失去的饭碗,应不应该完全归罪于全球化呢?很多研究者都试图去了解制造业就业的下降背后的真实因素。A研究针对的,主要是学界对制造业下降提出的两点广泛解释。首先,上述1990 - 2011的”全球化“时期,碰巧也是美国企业对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大量投资的时期,并导致国内对制造业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其次,全球化带来的制造品生产外包,也导致了对国内劳动力的需求下降。

一、关于制造业就业,贸易和跨国活动的新事实

表面上看,第二种解释听起来特别有道理。如图1中黑线所示,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93年的近1600万工人,下降到2011年的1000多万。而此时,恰逢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激增(图1蓝线)。然而,依据现有的贸易和跨国生产理论,海外生产与美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并非如图中所示那样不容置疑。此外,由于缺乏合适的美国跨国企业的企业层面数据,针对它们在制造业就业下降中所起作用的研究也有限。

图1 美国制造业就业和美国对外FDI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我们讨论了美国跨国企业的离岸输入是否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我们构建了一个新的数据集,并将其与结构模型相结合后,发现美国跨国企业在美国制造业就业衰减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我们使用的美国人口普查局 (US Census Bureau) 的数据,涵盖了1993 - 2011年间,全部制造业企业的交易级别贸易数据。同时运用两个国际企业结构目录,我们拓展了人口普查数据,使其首次涵盖纵向的企业跨国业务方向及范围的信息。这些数据使我们能够全面的分析美国跨国企业在制造业就业衰退中扮演的角色,并证实了三个新的典型事实。

事实1:美国跨国企业在制造业就业总量下降中占很大比例

美国跨国企业,即那些总部设在美国、工厂开在海外的企业,是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排头兵,下降幅度高于平均水平。虽然1993年跨国企业提供了33.3%的制造业就业岗位,但在随后的制造业就业下降中,跨国企业也造成了41%的岗位流失。

事实2:美国跨国企业的就业增长率低于相似的非跨国企业

图2中可见,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跨国企业在制造业中的净就业创造率一直较低。与纯粹的国内企业和非跨国的出口企业相比,在我们的样本中跨国企业每年的净岗位创造都最低,比起其他企业创造了更少的就业岗位、裁撤了更多的雇员。当然,如上事实可能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海外生产之外,低就业创造率可能是由跨国企业的其他特征造成的。然而,我们控制所有可观测到的工厂特征变量后(如工厂规模、员工年龄),发现同一行业中,跨国工厂的就业增长率确实低于非跨国工厂

图2 各类型美国企业的净制造业岗位创造率 来源:作者基于LDB, DCA, LFFTTD数据库的计算

事实3:近年来新进行跨国扩张的企业,其名下的工厂正在裁剪岗位,因为其母公司扩大了中间投入的进口

运用我们的数据评估跨国活动对美国就业影响的另一种方法,是动用“事件研究” (event study) 的框架。我们可以将新晋跨国企业名下的工厂与其他特征相似(类别、企业年龄和工厂规模等)的工厂进行比较,来分析其就业增长轨迹。从图3a中可以看出,企业进行跨国扩张之前,它们的增长模式与对照组没有差别。然而,在跨国扩张几年后,这些制造工厂的相对就业水平在经历短暂的小幅增长后,随即持续下滑至负区间。在跨国转型的十年后,这些新跨国企业工厂的制造业就业人数比同类工厂少约20%。

此外,如图3b所示,比起对照组,这些新晋跨国企业在海外扩张后,会大幅增加来自关联方和其他公平交易 (arms-length) 企业的进口。总而言之,图3a和3b表明,离岸外包或许可以解释之前观察到的国际贸易与国内就业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图3 新晋跨国工厂的美国就业和进口动态

3a) 累积相对就业指数

3b) 相对进口

二、结构分析:中间输入生产的离岸外包是否导致美国企业层面的净就业下降?

虽然上述的研究似乎意味着,跨国企业从海外进口输入,并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减少,但这依然不能说明其中存在因果关系。一些基于标准的经济学进口模型的研究显示,无法根据企业从海外进口输入的变量,来清晰地预测其与国内就业增减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研究和数据甚至得出了相反的结果。

这种研究结果的矛盾,来自于两种相互竞争的力量。首先,从海外进口中间输入并不一定会减少就业,相反地,随着中间输入成本的降低,企业的单位成本下降,使得其最佳生产规模扩大。这种规模效应 (scale effect) 反而会提高那些企业在美国雇佣的人数。

另一方面,海外扩张后,企业通过生产优化,将一些中间输入的生产活动重新配置到成本较低的地区。这种“再配置效应” (reallocation effect) 会降低美国的就业率。从理论上讲,规模效应和再配置效应都有可能盖过对方的影响,并导致国内就业的增减

我们使用微观数据来比较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我们认为,在传统的模型和部分均衡中,哪种效应将占据主导,将完全取决于一个单一结构常数的值,即企业规模相对于企业生产效率的弹性(elasticity)

基于掌握的美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我们开发了一种结构性估计该常数上限的方法。弹性常数的上限值高的话,离岸外包就可以促进国内就业;反之,如果弹性常数上限很低的话,离岸外包就会取代国内就业

基于我们的数据估计出的常数上限值很低,这表明在1993 - 2011年期间,再配置效应远远大于规模效应。换句话说,在制造业就业总量下降的时期,跨国企业的海外输入(离岸外包)导致了这些企业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净减少

三、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总体影响

我们想指出重要的一点,我们使用的模型仅涉及现有企业内部的就业变化,并没有考虑其他也会影响就业的一般均衡力量。由于这种一般均衡效应天然就难以评估,因此,由跨国企业的离岸外包所导致的制造业就业总体下降,其数量难以固定,需要通过一系列强力的假设。因此,我们运用了两组不同的备选假设。

第一种,通过运用简单的局部均衡聚合 (partial equilibrium aggregation),使用观察到的国内投入在企业成本中的份额变化及我们的估计的弹性常数上限,可以基于模型预测海外进口输入导致的就业损失。这种方法在捕捉现有企业内部由离岸外包带来的影响的同时,也显示了外包对其原有的国内供应商的影响。

第二种,模拟了一些间接的一般均衡效应,如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发现跨国企业的离岸外包活动解释了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总量的1/5 ~ 1/3。

第二部分 美国消费者从“中国制造”中获益多少

最近十几年来,美国总开支中“中国进口”的份额逐年增加,依据上述的研究同其他一些研究,这些“进口”及跨国公司的中间生产要素的离岸外包,确实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同步下降。但有失必有得,经济学理论表明制造业就业的外流,意味着成本的降低,其必然会使消费者从中获益。那消费者从中到底获益了多少呢?

图4 美国总开支的占比变化

通过对比不同类别(受到中国外贸影响和没有收到影响)的商品,作者发现中国的进口增长为美国消费者带来了显著的收益。作者选用的贸易品 (tradable) 组合的年均通胀率比其他商品低0.19%。

美国消费者从中的获益,其中三分之二是由于竞争增加,带来现有商品的价格变化;余下三分之一是来自于产品品类的更替,尽管中国进口导致一部分旧产品退出市场,但总体上仍使得产品品类变得更加丰富。然而本研究确认的对美国消费者的收益,仅来自直接从中国进口的最终产品 (final products),第一部分中所提及的“中间产品”的进口所带来的的影响仍不明确。最后,贫困家庭可能会从中受益更多,因为他们的消费篮子中会包含更多“中国制造”的贸易品。

第三部分 特朗普对中国制造业的“妄想”

总统特朗普近来想让美国人相信,中国的制造业正处于困境,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屈服于美国的贸易需求。在2019年7月,特朗普发推说:由于他的关税,中国失去了5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200万是制造业就业。在最近结束的G7峰会上,这个数字变成了300万。

当然,这是妄想。首先,中美就业规模不同,美国的非农就业人数为1.5亿,一年内损失500万个就业岗位将带来灾难。然而中国的非农就业总人数为5.7亿,几乎是美国的四倍。

其次,500万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似乎来源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CICC)。据估计,自2018年7月特朗普首次征收关税以来,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和建筑业的综合就业人数(称为“广义制造业”)总量下降了500万。但是,中金的报告中还指出:2015年至2017年间,广义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减少了2300万,每年减少近800万。也就是说,特朗普的关税并没有让广义制造业就业的收缩加速。自关税开征以来,就业人数下降的速度反而有所放缓。

广义制造业就业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广义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的增长放缓,与贸易无关。产业结构转型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迅速增加,服务业就业也在迅速扩大。中国的制造业就业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下降,可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中国已经走过了制造业就业的高峰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4至17年间,中国城市地区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了400万。

回到贸易上,虽然自2018年中期美国首次征收关税以来,中国对美出口下降了13%,约300亿美元。但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扩大,足以抵消损失。在美国征收关税一年后,中国2019年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全球出口额比去年增长了6.1%。

受美国在2018年7月和9月征收关税影响最为严重的的制造业子行业(中间产品),其总销售额也在增长而非下降。虽然这些部门的就业人数在下降,但下降幅度小于整个制造业的平均水平。

政策影响及结语

上述的研究表明,美国跨国企业的全球海外输入行为,是过去几十年所见到的制造业下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企业在国外建立生产设施,并将中间产品运回美国。导致的后果是对国内制造业工人的需求减少。虽然我们的研究表明离岸外包对本国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请注意,这并不支持“需要通过关税或其他政策干预,来遏制离岸外包和贸易“这样的观点。虽然中间商品对于美国消费者的影响尚不明确,但就最终产品来看,贸易及离岸外包已经是美国消费者能在美国获得价格上可负担的商品的关键,并对贫困人口尤其重要。研究的结果意味着,美国政府真正要做的,是援助无处可去的制造业工人,促进他们向其他部门的新工作过渡。另一方面,“打击”中国制造业岗位的说法也缺乏事实依据,制造业岗位下降反映的是中国——作为已经逐步迈过制造业就业巅峰的工业化国家——内部地结构性调整,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长足以抵消对美国销售的损失。


作者:夏立

来源:

Christoph Boehm, Aaron Flaaen, Nitya Pandalai-Nayar, A new assessment of the role of offshoring in the decline in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Voxeu. 15 August 2019

Bai, L., & Stumpner, S. (2019). Estimating US consumer gains from chinese imports.

Nicholas R. Lardy, China's Manufacturing Job Losses Are Not What They Seem, (PIIE) August 2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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