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真的有逃避巨额税务吗?驳Saez&Zucman《不义的胜利》

2019/10/25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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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老年人和更富有的人往往有更多的资本收入,但这些“资本收入”源于储蓄,而储蓄又源于早已被征过税的工资收入,这是不争的事实。资本收入实质上是你为未来消费省下部分收入(而不是马上将它全部花掉)而获得的回报率。从任何角度上说,都不应该对资本收入征税。

本文由智堡翻译,翻译行为获得了原作者授权,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智堡的立场和观点,译文仅供教育及学术交流目的使用。

原文标题:Who pays more taxes,作者:John H. Cochrane,发表日期:2019年10月18日,译者:张一苇

© 2019 by John H. Cochrane. All rights reserved.

译者按

时至今日,加布里埃尔·祖克曼 (Gabriel Zucman) 和伊曼纽尔·赛斯 (Emmanuel Saez) 已是学界内外耳熟能详的名字。以这两位为代表的一众新锐法国经济学家,在不平等和收入分配领域著作颇丰(例如全球财富不平等与离岸资产);但该议题与生俱来的政治属性,也令他们的研究结论备受争议(参见富人不可能永远富下去吧...可能吗?)。

作为两人研究的集大成者,10月15日出版的新书《不义的胜利:富人如何逃避税务以及如何让他们付出代价》(The Triumph of Injustice: How the Rich Dodge Taxes and How to Make Them Pay),将矛头指向了美国“不义的税收制度”,并祭出爆炸性结论:截至2018年,美国最富有400个家庭缴纳的平均有效税率已低至23%,比后50%美国家庭缴纳的有效税率24.2%,还要低上一个百分点。

1960-2018年间,美国最富有400个家庭(橙线)和收入分布上后50%的家庭(灰线)缴纳的平均有效税率变化 图源:华盛顿邮报

这项“史上首次”,经过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的报道,在西方主流舆论场上引发了病毒式传播。加之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初选辩论现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 (Elizabeth Warren) 对“超级富人”征收财富税的提议,在左翼民粹情绪的裹挟下炙手可热,《不义的胜利》及其研究结论,自然成了不可多得的佐证材料。

然而剥去时局舆论的热忱外表,凝视白纸黑字的经济分析方法,学界内部对《不义的胜利》的质疑与驳斥,和外部的传颂与吹捧又形成了强烈反差。以下是一篇最具代表性的檄文,希望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视角。

Cochrane:究竟是谁缴了更多税?

本篇作者John H. Cochrane,金融经济学巨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 高级研究员,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客座学者,曾任芝加哥大学Booth商学院教授。Cochrane的主要研究领域围绕宏观经济与金融领域之间的联结,并著有教科书《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

一位退休人员和一位木匠走进一家酒吧,每人点了一杯啤酒。当他们结账时,有位特时髦的进步派经济学家问他们:“今天您为买啤酒的这笔钱缴了多少税呢?”木匠回答道:“我今天刚拿到工资条,所以我缴了30%的联邦所得税、5%的州所得税、15%的社保和其他工资税。”退休人员则说:“我在来的路上用ATM机从我的银行帐户上取了钱。从银行取钱不用缴税,所以我今天没有缴税。”

“多么耻辱,多么恐怖,多么不平等!”进步派经济学家叫嚷道,并把这项研究的预印本寄往纽约时报。“退休人员仗着他们银行帐户里的钱比在职人员多得多,就不缴任何税了!所有税务都由贫穷的工人负担!我们需要对从银行取走的钱征税!”

“麻烦停一下,”退休人员坐不住了,手中的啤酒也撒了大半,“我一生都在工作。我为银行账户里的这笔钱缴过联邦所得税、州所得税、城市所得税和工资税。我的雇主还得从我为公司赚取的每一美元中,缴纳营业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疏导费等等。我还得支付过分高昂的医疗保费,为医疗补助 (medicaid)、医疗保险 (medicare) 和贫困护理 (indigent care) 计划提供交叉补贴。我为退休费心储蓄,而不是在我年轻快意时就把钱花得精光。然后每年我都要为利息和分红纳税,当我调整投资组合时,还要缴资本利得税。能剩下这毛毛雨的5美元给我买啤酒简直就是奇迹。还好苍天有眼没搞什么“银行提款”税。鬼知道我为这笔钱缴了多少税!

我想通过这则小故事,诸位已经能把握到Saez-Zucman(下称“SZ”)众多“小忽悠”的一方精髓——美国经济研究院 (AIER) 的Phillip Magness还在用“小忽悠”(fibs) 这个词,足见传统保守派的矜持。在SZ的新书中,他们试图证明富人缴纳的税额比你我来得要少,并声称在1950年代所谓的黄金时期,富人缴纳的税额要多得多;书中的这些形象化说法迅速被民主党候选人们采用,并通过公开电视辩论传播开去。

还有包括Magness、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 的David Splinter、华尔街日报的Larry Kotlikoff、国家评论的Robert Verbuggen和彭博社的Michael R. Strain等在内的很多其他人,将书中的数字驳得体无完肤,虽然这些文章大都能把人看睡过去。不得不承认Saez和Zucman在讲好大忽悠和获得公众关注上确实很有一套。下面我要说的重点,是小故事中突出强调的两点非常简单的错误。

“所得税”

SZ犯的错误,首先出在将题眼定义为所得税 (income tax) ——即对当年收入征收的实际税率有多高——并将所得 (income) 的范畴扩大到囊括“资本收入”("capital income"),譬如分红、利息和资本利得。一旦接受这样的定义扩张,研究的结果就已然失去意义。确实,老年人和更富有的人往往有更多的资本收入,而年轻人和不那么富有的人往往有更多的工资收入。我们以更高的税率对工资收入征税,是明摆着的事。这些“资本收入”源于储蓄,而储蓄又源于早已在世界最完备的累进 (progressive) 税率制中被征过税的工资收入的事实,就这样被SZ的计算一笔勾销了。

“收入”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概念。我们并非停滞在旧制度的时代,也不生活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书中的人物用他们固定的年收入来描述自己的人生。在很多人的一生当中,收入水平变化很大起伏不定。而“资本收入”和工资收入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广泛认可的税收理论指出,根本不应该对资本收入征税,因为资本收入实质上是你为未来消费省下部分收入(而不是马上将它全部花掉)而获得的回报率。从任何有意义的角度上说,它都不应该被算作“收入”。

相比之下,消费,尤其是终身消费 (lifetime consumption),才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一套累进消费税才是合理的。但正如以上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非常富有的人从财富中拿出来消费的比例,往往比我们其他人低得多。他们还会把这部分“收入”投入到企业运营和按揭贷款当中,为其他人提供工作岗位、生产他们消费的产品。那可真太恐怖了~因此,如果按终身缴纳的税额在终身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来看,那么...富人所缴纳的税率比我们其他人高得多(译者注:终身税额⬆/ 终身消费⬇=实际税率⬆⬆)。

“公司税”

在其他导致结论失真的因素当中,我还要指出SZ的另一个重要错误,即对公司税的处理。

要以任何合理的方式评估税收制度的累进性,我们就必须包括所有税种,以及尽可能多的转移支付。如果在其他税种上B缴纳的税额比A多,仅包含一个税种并声称A缴纳的税额比B多就没有任何道理。如果A缴纳的税额为10美元,但是却获得了5美元的现金福利,那么他/她实际上只缴纳了5美元。我们还必须弄清楚是谁实际承担了税负,而不仅仅是最终由谁缴纳

“公司”不承担税负这一点,应当再明显不过。公司税的每一分钱都是由人来缴纳的,途径要么是抬高价格,调降薪资,要么是向债券持有人和股票持有人支付的回报减少。大多数估计发现,总体上讲缴纳公司税的主要途径是价格上调和薪资下调。公司税没办法通过压低电费来缴纳——要么付钱,要么停电。出于同样的原因,在通常的计算中,公司税并不由股票和债券持有人缴纳。他们只消减少投资或向国外投资,直至税后回报率回到原来的水平。

而在这些有趣的经济辩论中,Saez和Zucman横空出世,并假设所有公司税都出自股东的腰包。而由于多年来公司税率不断下降,再加上富人持有更多的股票,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富人缴纳的税额一定减少了。(尽管当时的法定税率较高,但也存在名目众多的税额扣除,因此即使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富人在平和的1950年代并没有按更高的所得税率纳税。)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未假定所有的营业税都由股东承担。讽刺的是,这些营业税虽然是由公司“缴纳”了,但你我这些消费者,才是通过更高的价格“承担”营业税的冤大头。

况且,营业税和公司税同样会影响公司利润的底线。为什么公司要一边通过抬高价格来弥补其100%的营业税,却在另一边通过降低利息和分红来弥补其100%的公司税(而且还得想方设法变戏法一样在降低红利的同时,不拖累股票和债券的价格,保证回报率不变)?

好吧,其实根本没有理由做出这样的假设。现实情况是,确实由所有消费者承担的营业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攀升,而在SZ看来由富人承担的公司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因此,如果真的将两个税种平等对待,反而会得到一个与SZ结论背道而驰的“错误”答案。

是的,要弄清楚税收发生的机制是很困难的。税制是被刻意设计成如此复杂且不透明的,这样人们就无法弄清他们究竟在为了什么纳税,也无法弄清富人实际缴纳的税额不及新闻头条所说的那么多——尽管这一数字依然遵循累进制的安排。

经济学家应该花时间研究税收制度的抑制因素,而不是一知半解地探讨税收制度是否“公平”。是的,你听的没错,经济学真的没有任何资格议论“富人”应该缴纳更多或更少税额——但是对于征税抹杀一切成为富人的激励因素,以至于抑制学习、乔迁、创业、创新、雇用他人以及生产优质产品的主观能动性,会对经济造成怎样恶劣的影响,我们非常有话说。但是税收制度的抑制/激励因素,是一个被刻意设计得更加模糊的领域。就连我询问过的每一位税收经济学家,都答不上来“您的全包边际税率 (all-in marginal tax rate) 是多少?”这个问题。若真能搞清楚答案的话,我怀疑会有一大帮人撂挑子不干了呢!

一点延申

Marginal Revolution博客的Matthew Lilley提出了很好的一点,即在Saez和Zucman的研究中,营业税的变化趋势也太像是一种累退税 (regressive tax) 了。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因为SZ在计算税率时使用的公式,是【缴纳税额/剔除转移支付的收入】。所以按照SZ的算法,如果你拿着1000美元的收入和9000美元的转移支付,在购买10000美元商品时支付1000美元的营业税,那么你缴纳的税率就是100%。

SZ的这种算法荒唐透顶。为了自圆其说,他们将这些转移支付占大头的人从分析中剔除,而不是按照计入转移支付后的所得,正确地定义税率。一旦像SZ这样处理营业税,更多的转移支付(SZ提出的解决方案)只会让税收制度的累退性(SZ提出的所谓问题)变得更糟!

不过这带给我们的真正教训,是不要太过纠结于答案,而是要去对最初的问题提出质疑。对我而言,这再一次说明,核心的题眼并非税率公式中的分子(缴纳税额),而是分母——缴纳税额的除数应当是什么?一旦你将“收入”当作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就放弃了大多数经济学常识。我猜SZ不想将转移支付算作“收入”,是因为他们想凸显出没有转移支付的市场是多么残酷,而我也可以理解这种情绪。然而,情绪不能成为使诈的借口。


编译:张一苇

来源:Cochrane, John H., Who pays more taxes, The Grumpy Economist, Oct. 18t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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