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当今经济辩论的错误框架

2019/11/20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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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真正敌人不是社会主义;它是悲观主义。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套相反的、向心的资本主义制度。更多的权力正被集中到特定的企业和地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有这种被落在后面的感觉。与其考虑资本主义在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今天更重要的分配议题存在于企业和社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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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美国智库乔治·W·布什研究所 (George W. Bush Institute) 旗下期刊《催化剂》(The Catalyst) 2019年秋季刊(总第16期)。

摘要:Ryan Streeter和Richard Reeves虽然在思想光谱上的立场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这场辩论是一个伪命题。他们都认为,美国人是在寻找途径来表达他们对当今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不满,而非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支持。

就美国经济这一议题,政策专家Ryan Streeter和Richard Reeves撰写了大量文章。Streeter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国内政策研究主管,而Reeves是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经济研究高级研究员,学会旗下中产阶级未来计划主管。

在与《催化剂》编辑William McKenzie以及布什研究所-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经济增长计划主管Cullum Clark的对话中,他们阐述了让资本主义惠及更多人的信念。

今天这场围绕“资本主义失灵”的辩论为何而起?

Reeves: 相当多的美国年轻人和民主党少壮派声称,比起资本主义他们更支持社会主义,而这告诉我们两点。第一,他们压根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二,人们对资本主义感到不满。人们不满的原因,是经济引擎没有惠及特定人群,至少生活不如过去那样好,或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待遇。

社会当中能感受一种普遍的迟滞感。经济似乎正在复苏,并惠及那些得到社会保障网支持的人,以及拥有丰富人力资本的人;这一事实加剧了他们的这种感觉。

Streeter:我非常同意这一点,并希望强调,特别是在美国年轻人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崩溃,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卷土重来。但人们谈起社会主义时,他们的定义并不确切;即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刚刚兴起时的定义相比,现在的所谓“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已经关系不大了。

资本主义的这种衰落,必须放在大衰退 (the Great Recession, 2007-2009) 余波的语境下看待。对一些人来说,他们的收入并没有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增长。他们觉得自己无法像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那样获得成功。

其次,地理动态在其中也发挥了作用。在这个国家的一些地方,整片乡镇和地区都不曾经历过在高度城市化的大都会区域所见的那种增长和繁荣。人们意识到,收入水平高、受教育程度高、能接触到文化创造机构和与政治权力有关联的人往往是走在前面的人,而那些在中西部辛勤工作的人则被落在了后面。

第二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你所看到的美国右翼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崩溃。这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思潮。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这场辩论是一个伪命题吗?

Reeves:是的。人们只是在遣词琢句来表达他们的不安、失望与不满。社会主义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说辞,尽管我并不认为人们真的想要社会主义。

就连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这位与“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说法联系最紧密、主张我们的社会制度应该向丹麦靠拢的候选人,也被丹麦首相公开要求不要再这么说了。这么做损害了丹麦的形象。

“社会主义”一词在其试图传达的情绪上是有意义的,但它作为这场辩论的框架再糟糕不过。在这场辩论中,没有人严肃地认为政府应该控制生产方式。有时候贴标签反而是帮倒忙。

Streeter:我同意。当下的这场辩论,实质上是关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制度和结构,但它被媒体对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的关注所掩盖。这正是丹麦和其他北欧国家不想被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原因。他们将自己视作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与拥有非常慷慨的福利制度的经济体之间的混合体。这和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

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当一个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与某些不平等和不公正作斗争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时,应该是什么样子。

Reeves:我想强调一下Ryan所说的:对资本主义的信心确实是个问题,但它很难解决。经济衰退带来的心理创伤和失望感可能比经济损失来得更大。资本主义的真正敌人不是社会主义;它是悲观主义。

如果你因为自己的努力和投资的失败,开始丧失“未来会更好”的信心,那么你也会丧失做些什么让未来变得更好的动力。你不会在你的教育上投资,你不会搬家,你也不会冒险去创业。你变得更加自怨自艾。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讨论的问题。

我还想强调Ryan关于日益严重的地理不平等的观点。我们曾经拥有一套更加离心的资本主义制度。经济扩张的机遇在空间上分散得很好,因为人们有动力搬去做生意成本更低的地方。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套相反的、向心的资本主义制度。更多的权力正被集中到特定的企业和地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有这种被落在后面的感觉。与其考虑资本主义在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今天更重要的分配议题存在于企业和社区之间。

年轻人的生活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吗?学生债台高筑和高昂的房价是两个客观的衡量标准。但是,当今世界有什么不同之处以新的方式塑造了这些态度呢?

Streeter:首先,我确信部分关于年轻人对美国的未来感到悲观的报道有些夸大。在我们的调查研究中,年轻人——千禧世代 (译注:生于1981-96年间)、X世代 (译注:生于1965-1980年间) 和Z世代 (译注:生于1997年之后) ——对自己是否能实现美国梦(无论他们如何定义美国梦)的看法,比以往记录的要乐观一些。

千禧世代、X世代和Z世代中的大多数人都对实现美国梦感到乐观 来源:AEI

话虽如此,在大衰退后进入职场的人们遭受了集体心理创伤。这削弱了人们对那些通常支持创业、遵守规则、努力工作、让你过上比父母更好生活的制度的信心。社会中弥漫着一种胆怯的情绪。

鉴于这种集体创伤,寻求更大的保障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担心的是,我们正在以一种保障压倒一切的方式推进我们的政策,将保障置于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经济所需的其他事物之上。

充满活力的生活和经济的概念,缺席我们的政治论争或公共辩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在进入职场的这批年轻人,并不将自雇、创业、承担风险、迁居外地和在企业间跳槽视作可取的做法。

我最担心的是经济活力 (dynamism) 的丧失。这是这一代人面临的更大挑战之一。

Reeves:我在社会流动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在我们的调查中,人们说保障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人们能对社会流动表现出更多兴趣,但他们想要的是保障。这给资本主义带来了潜在的麻烦。

作为一名还在过渡的欧洲人(译注:Reeves生于英国,现长期居住于美国,拥有英美双重国籍),我最担心的是美国人最后养成一种欧洲人的心态——承担更少风险、表现更少活力、更不愿意迁居——而又没有欧洲的福利国家及其强大的保障网。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在福利制度持续美国化的同时,美国人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欧洲人的思维模式。这是非常危险的。

考虑到美国的政策,如何让更多的美国工人获得良好的薪资、资本、信息技术或社会流动性强的工作?

Streeter:首先,我想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活力这个主题上,因为它在右翼人士中似乎很不受欢迎。在我们考察支持教育和社会流动的政府来源之前,有必要考察一下新成立年轻公司的一些动态。如今成立时间较短(成立时间不到3年)的企业占比,约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一半。在与创始人直接打交道的小公司里工作的人越来越少。

这些小公司一直都是业界中的少数派,但以前能够创立、构建和发展公司的人,不仅仅是MBA或生活在以技术为中心的大都会区域的人。这些小公司开出的薪资都还不错。经济活力的丧失转化为低薪资和社会流动停滞,至少在某些经济部门是这样。

而在政策层面,我们应该努力消除阻碍更多企业创立的障碍,尤其是面向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并不想在看待自雇与创业上表现得太杞人忧天,但在越过某个节点之后,整个社会将集体性地丧失创立新企业的愿景。我祈祷美国还没有越过这个节点。

我的观点来源于诺贝尔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 (Edmund Phelps) 的研究,他说得比任何人都好。我们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地看到的欧洲曾经的经济活力,以及美国所享有的经济活力,都会经历寻求保障的阶段。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时,你就失去了能够直接影响人们期望、促使他们获得更高收入的经济活力。

要想促进更有活力的经济参与,就意味着要采取诸如改变营业执照发放和打击合同中非竞争性条款的措施。我希望能从此看到改变。

除此之外,我们是否应该接受以及接受何种水平的薪资补贴(除所得税抵免外),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我们怎样才能提高时薪,让人们赚得更多、更好地养家糊口?

不过,让更多的人获得有关区域经济中最佳机遇的信息,以及为他们提供追求这些机会所需的培训和教育,仍是无可替代的。在这两方面我们已经疏忽了很久。

Reeves:瑞安关于新企业以及社会流动严重停滞的观点完全正确,不过有一点有趣的例外,那就是移民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更愿意为了工作而承担迁居的风险。他们更有可能迁居外地并自己创立新企业。他们也更注重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

这些都是非常强烈的美国价值观。你甚至可以说,新美国人才是真正的美国人,从移民中获得的复兴活力,不应被排除在有关移民的辩论之外。

在创业上移民显然更加积极,他们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更有可能创立新企业 来源:New American Economy

关于工资补贴,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预计,当前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意味着对工薪阶层的政府补贴是必要的,且还可能持续攀升。

虽然我也希望事实不是如此,但这种看法并没有错。我还认为部分工人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是因为他们的生产率不够高,这也没错。所以得通过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生产率。但这些话我们已经说了30年了,也没带来什么大的改善。我们在人力资本方面投资不足,尤其是对贫困和中产阶级的美国人。

工会的衰落,加上垄断权力和潜在工人的后备力量,意味着工人没有太多的议价能力。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一直承诺的生产率奇迹或权力关系的彻底再平衡迟迟没有发生,我认为,我们将会陷入这样一个世界:除了向工薪阶层直接再分配,我们别无选择。

你们两位都曾探讨过终身学习的概念。我们如何更好地对工人进行岗位培训和再培训?

Streeter:我们有能力找到周边最好的泰式餐厅,却不知道从哪里可以学到某种特定的技能,也不知道哪种技能能带来最大的经济回报。这令人匪夷所思,因为相关数据都是存在的,尤其是在州一级。这些数据可以告诉我们雇主在技能方面愿意接受什么水平的工人。

但由于国家机构的工作方式,我们就是无法将这些数据提供给消费者,除了在德克萨斯州和田纳西州这样的少数地方。人们不仅可以在高中毕业或决定上哪所社区大学时用到这些信息,还可以在45岁考虑转职时用到。

通常情况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寻求转职时,可以通过扩展网络获得各种信息,包括超越他们所在地理区域的信息,并动用社会资本。但是你的受教育程度越低,你的人脉网络就越不广阔。

我并非一位技术乌托邦派,但运用技术为人们提供更好的实时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Reeves:我把“终生学习”这个词从我的字典里删除了。这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厌倦了听自己这么说,也因为我们围绕它实在讨论了太久太久。这话说的戾气很重,但我也在批评我自己。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实现这一目标。本可以为人们建立个人终身学习账户,然后把钱存入这些账户供人们使用,这比减免大学学费要好得多。与其把这些钱花在效果可能不是很好的机构当中,为什么不灵活一点,让人们可以在以后的生活中使用它呢?对于四五十岁的人来说,学徒期才是最具价值的,因为学徒期是在岗位上完成的,可以帮助你得到再培训。

当然,我们确实需要加大对社区大学的投资,并在此基础上加强问责制。社区大学能够触达年轻人和中产阶级子女。

我们谈论的这些挑战的答案,更多地植根于政策层面还是态度转变?此外像经济活力这样的东西,是否更有可能发源于地方层面,比如小微企业的创立?

Reeves: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的初稿中写道,人人生而“平等且独立”。“独立”的部分后来被删掉了,对此我感到惋惜。独立是美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党共同的悲观情绪。我们看到的是两边相互指责的政治,而不是创造新的愿景。半瓶子晃荡的政策也正源于这种心态。

是的,我们需要经济活力,但某些种类的福利会对自由市场构成支持。例如,它们让雇主和雇员不必担心创业失败就会倾家荡产。英国的国家医疗体系就是一个例子。人们知道即便生意做砸了,也仍然可以享受医保。

像灾难性医疗保险这样的联邦法律,可以打消人们的焦虑,而机遇和经济活力会从地方层面生根发芽,比如劳动力发展和K-12教育。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保障“承保”机遇。

Streeter:答案是两者兼而有之。政策影响文化/行为,文化/行为又会影响政策。

有一种方法可以平衡机遇和保障,从而影响人们的选择。我们首先要考虑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在我们的政策制定中,要保持前瞻性的愿景要素。我们还要持续反思制定出的政策可能造成的文化影响。


译者:张一苇

来源:Capitalism vs. Socialism is the Wrong Way to Frame Today's Economic Debate, The Catalyst - The Case for Capitalism, Fall 2019 Issu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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