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政策犹豫的代价

2020/03/19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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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压力下作出的决定可能是错误的。政策失误必然付出代价,尽管如此,犹豫可能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本文由智堡翻译,原文为公开版权内容,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智堡的立场和观点,译文仅供教育及学术交流目的使用。

原文标题:COVID-19: Governments must avoid creating additional uncertainty,作者:Henrik Müller,发表日期:2020年3月14日,原文链接:https://voxeu.org/article/covid-19-governments-must-avoid-creating-additional-uncertainty,译者:凌欣

摘要

冠状病毒危机正在严重打击经济。本专栏认为,决策者风险承担的太少也太晚了,并在此过程中造成很多混乱。从上一次危机应对中汲取的一些经验教训这次同样可以采用。

正文部分

情况越来越清晰的显示,冠状病毒的流行正在对全世界的经济活动造成重大破坏,并且急需实施正确的对策。危机开始时,许多受灾国家采取的是循序渐进的方法,在各种医疗和经济政策对策中做出权衡。随着检疫要求的执行,病毒测试和医院承受能力的增强,经济政策也开始缓解外生冲击对供求两端的伤害。作为第一道防线,所有G7集团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放松了货币政策。部分财政措施也已经生效,从直接针对疫情爆发影响的扩大病假和缩短工作时间,到法国政府提出的欧元区层面的赤字支出计划。

然而这种零碎的行动是错误的。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着复杂的全球危机,其根源是因为高度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供求下降。不仅是市民被迫放弃去超市和公司被迫停止生产,甚至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也变得非常迷茫,觉得萧条即将来临,这样的预期必将在更长时间里抑制投资和消费,从而可能会对经济增长和福祉造成严重影响。在这种环境下,政府应提防自己增加额外的不确定性而造成情况进一步恶化。虽然这肯定会在COVID-19危机期间发生。在最近的经济史里可以找到类似当下的情况。

衡量政策不确定性

从定义上说,政策不确定性是一种外生现象,很难用诸如金融市场指标或采购经理人指数之类的经济变量来衡量。近年来,人们已开发出另一种方法,通过分析报纸文章语料库来试图测量不确定性。一个广泛使用的样板是贝克等人提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这个指数实际上是对包含搜索关键词的文章数量进行计数。

图1显示了德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而图2显示的是我们使用相同的关键词组但包括更多报纸的数据库构建的替代指标。这两个图具有相似的四峰形状,分别是金融危机,欧元危机,民粹主义政治兴起(英国退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等)和贸易冲突作为关键事件。令人惊讶的是,EPU尚未出现显示出COVID-19危机。这是因为决策者最初不愿在即将到来的衰退中推出甚至讨论财政措施或货币措施(当文章中缺少与经济政策相关的词汇时,指标中就不会出现)。随着经济增长和各项政策在未来几个月中因为病毒流行而越来越多的被提到,可以预期该指标将急剧上升。

图1 2008年1月至2020年2月的德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

资料来源:policyuncertainty.com。

注:六个月移动平均线

图2 2008年1月至2019年6月的德国的政策不确定性替代指标

资料来源:Müller(2020)。

注:六个月移动平均值

通过应用文本挖掘技术,可以大大增强分析效果。如Müller等人所示,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隐狄利克雷分配模型)可以以分离不同时间里造成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同因素。本文发现,近年来德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可归因于两个因素:国际政治和中央银行。

尽管国际政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增加主要是由民粹主义现象(如英国退欧,特朗普当选)推动因而显得非常直接,而中央银行助长不确定性的观点可能有些令人惊讶。毕竟,在金融危机和紧跟其后的欧洲债务危机期间,中央银行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使命:平息市场,从而试图减少不确定性。尽管如此,根据我们的指标,伴随着国际不确定性的增加,中央银行还是导致了政策不确定性上升;而德国政府则几乎没有给整体政治不确定性带来增加(图3)。

图3 2008年1月至2019年7月德国的政治不确定因素

资料来源:Müller(2020)。

注:六个月移动平均值

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是,与中央银行有关的政策导致的不确定性增加,是因为市场参与者和广大公众无法预测大规模资产购买(“量化宽松”或“QE”)等新工具的时机和影响。一旦实施了QE,QE的持续时间和逐步退出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旨在缓解悲观的动物精神的措施反而产生了所谓的二级不确定性,而这是令人意外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花了好几年才消退。

犹豫的代价

对于当前的状况,有什么从上一次危机中可以汲取的教训同样适用呢?可以说,当今的经济不确定性更多地是来自应对病毒的政策,而不是流行病本身。毕竟,在没有任何遏制的情况下,传染路径似乎是可以预测的。政策对策的不确定性涉及采取特定类型的措施及对应的时机。无法了解当局有什么样的预期,将有可能造成经济主体无所适从。如果您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采取隔离措施,则不妨取消现在的所有旅行和购买计划,并开始囤积现金。即使未来并没有实施隔离措施,这种观望行为也会带来经济影响。不确定性本身会抑制经济活动。

公平地说,政策制定者本身就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在现代没有这种大流行病的先例,强制执行公共卫生措施(例如旅行禁令,边境禁区,禁止公共活动和关闭企业)需要进行复杂的权衡,随着疫情的发展,这种权衡也会随之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政策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经济政策不一样。人们对金融危机的记忆仍是新鲜的,当时参与其中的许多官员仍然活跃在舞台上。这是一个优势。 2008年崩溃后,许多应对危机的措施被发明了出来。而现在,工具箱内已然陈列整齐。量化宽松,银行拯救和清算机制,为陷入困境的公司提供过桥贷款的公共基金,旧车换现金补贴——当时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新颖的。现在这些工具依然可用。因此,经济政策不必提高不确定性。但是到目前为止,仍不清楚政府和中央银行将何时采取何种措施。因此,决策者对于他们干预的范围和时间的举棋不定也造成额外不确定性的风险。

结论:开放展示政策工具箱

关于COVID-19危机,这些发现表明,政府不仅应考虑某些政策措施,而且应考虑限制相关的不确定性。如果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尽快(最好是以国际协调的方式)提供一个完整的工具箱(所以这些日子G20集团正在做什么?),从而将应对危机放在首位,以对企业和消费者的预期进行积极影响。

显然,在巨大压力下作出的决定可能是错误的。政策失误必然付出代价。尽管如此,同样要记住拿捏和犹豫可能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措施采取得太少太晚,并在过程中造成混乱的传播,可能对无论整个经济还是个人的生计都会产生持久的影响。

评论
张鑫
2020/03/26 10:13
应该是机翻的吧
梅干🤘
2020/03/23 23:55
翻译的太直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