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S:疫情后的劳动力市场和通胀

2021/11/17 09:00
收藏
就业市场摩擦在政策应对没能保护劳资关系的地区最为严重。

本文由智堡编译,原文为公开版权,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智堡的立场和观点,译文仅供教育及学术交流目的使用。

如您尚未付费订阅,可考虑成为智堡黑金会员,获取更多原创优质内容。

原文标题:Labour markets and inflation in the wake of the pandemic,来源: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发表日期:2021年10月27日

关键点

  • 疫情对全球劳动力市场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几乎所有地区的工作时长都急剧地下降,然而下滑的原因却存在巨大的国家间差异,取决于该国是否实施了保护劳资关系的政策。

  • 劳动力市场已经回弹,速度快于近几次衰退后的复苏期,虽然各地复苏速度并不平均。即使在那些失业率依然高企的国家,岗位空缺也已经增多,包括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就业市场摩擦在政策应对没能保护劳资关系的地区最为严重。

  • 工资上涨的速度普遍要慢于疫情前。但是,各行业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信息传媒和休闲娱乐类行业的工资上涨最快,因为疫情刺激了对前者的需求,而限制了后者的劳动力供给(高接触性行业)。

  • 即使在一些国家和行业已经看到了上涨,工资的普遍上调似乎依然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全球化的退潮可能会使得通货膨胀对来自劳动市场的压力更为敏感。

前言

在疫情衰退期间,劳动力市场状况严重恶化。不过,尽管工作时长在疫情高峰期显著下滑,但前瞻性指标显示,劳动力市场的复苏速度快于以往,至少在发达经济体如此。因此,即使在必要的劳动力再分配和雇佣摩擦变得更加明显的情况下,对大范围劳动市场创伤的担忧也已逐渐褪去。在本文中,我们将回顾疫情爆发以来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探究由疫情导致的劳动力供需变动,加之其他一些由疫情引发的变化,是否会给工资和通胀带来上涨压力。

疫情期间的劳动市场

在新冠疫情的早期阶段,全球总工作时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在2020年中期,普遍封锁期间,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工作时长下降了10%到20%,远高于先前的经济衰退期(见图1)。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下滑甚至更多。

各国总工作时长下降的原因都有所不同。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工作时长的减少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更高的失业率。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和很多欧洲国家,广泛采用无薪假和缩短工时的制度降低了平均工作时长(译注:疫情期间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在无薪假期间仍按一定比例发放政府补贴)。而在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低劳动参与率(LFP)的影响尤其大。在巴西、墨西哥和南非,劳动参与率最初下跌了4到12个百分点。总的来看,在不少新兴市场经济,非正式部门的就业比正式部门下降得更多,这相悖于非正式部门通常在经济下行期扮演的缓冲角色。这次衰退中,非正式部门由于集中在密集接触类经济活动而变得尤为脆弱

总工作时长已经急剧回弹,但依然低于疫情前得水平,并在多数国家拖慢了经济产出的恢复。

各国政策应对的不同部分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复苏)成果的差异。在发达经济体中,国家被分成两个大类。第一类包括很多欧洲国家,政府通过缩短工时方案支撑就业,在某些情况下,其在危机高峰期覆盖了超过30%的劳动力。在国家和地区,这些方案的持续时间被延长,远超过了疫情的最初阶段。因此,第一类国家只出现了较为温和的失业上涨——远远低于根据历史上经济产出暴跌和失业率的相关性所预测的结果在第二类国家中,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对此类方案的依赖较少,因此失业率上升得更多,这与历史关系一致。尽管如此,与过往劳动力市场复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疫情后失业率在这些国家快速回落,与近几十年衰退后常见的“无就业复苏”模式背道而驰。劳动市场的快速反弹反映了本次经济衰退独特的性质,包括人为的抑制经济活动和较少的公司破产

工资动态表明危机同时打击了劳动力需求和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工资增长比疫情前更慢,这与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急剧恶化相一致(图2左侧)。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外是美国,一些指标甚至显示出强劲的工资增长。然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构成效应带动的,即低收入人群在疫情期间更有可能丢掉工作。控制劳动力构成变量不变后的指标均未显示工资在加速上涨。

工资增长显示出了较大的行业间差异。工资增长最快的是扩张中的信息技术行业,但一些受疫情打击沉重的行业也有着高于平均的增速,最明显的是娱乐休闲行业(图2中间)。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不仅仅是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也发生了变化。譬如,劳动者可能更不愿意在被认为高接触风险的行业中工作

计量经济学证据也支撑了这一假设,劳动供给和需求的变动都会影响行业工资增长。在低接触行业中,更快的就业增长同步于更快的工资增长,这与更高的劳动力需求相一致。然而,在高接触行业中,工资增长的同时就业却下降了,可能证明劳动力供给减少,以及大幅裁员后再招聘时出现了短期摩擦(图2右侧)。

劳动市场正在复苏,尽管速率不均

劳动市场正在复苏,工作时长也已经回升,而且在工时上升的国家中,失业率回落远大于过往衰退后的复苏期。但不同指标的复苏过程远非步调一致。岗位空缺率已急剧上升(图3左侧)。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空缺率处在历史高点,尤其是受冲击严重的行业(图3中间)。这与金融危机后的复苏期形成强烈对比,当时像建造业等行业损失了最多的工作岗位,但在过剩产能被重新吸收前的几年里,岗位招聘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高空缺率可以传递不同的信号。一方面,它们可以预示健康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它们也可以说明劳动力供给滞后,或者供给与需求最高的行业不匹配。在那些不能维持稳定劳资关系的国家,以及衰退期间大量裁员而复苏时期又竞相扩充劳动力的行业,这种就业摩擦表现得最为明显。

一种估计供给端和需求端因素在解释岗位空缺率变动中作用的方式是,找出岗位空缺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例如贝弗里奇曲线。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往往会导致沿着贝弗里奇曲线移动,更强的劳动力需求带来更低的失业率和更高的岗位空缺率。但是,在美国等国家,贝弗里奇曲线似乎自疫情爆发起就整体地向外平移(见图3右侧)。这意味着,同等失业率下,开放的工作岗位比过去更多,暗示了劳动市场匹配劳动者和工作岗位的效率不比以往。这一偏移在多数劳资关系得到保护的政府辖区还不明显。

复苏对工资和通胀的潜在影响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复苏的速度和企业和行业间劳动力再分配的程度,是否会对工资和通胀造成重大而广泛的上行压力。

疫情前对劳动市场松弛程度(slack)的衡量标准可能无法很好的评估当下的劳动市场环境。一方面,更慷慨的失业补助可能提升了劳动者的保留工资,迫使雇佣者支付额外工资雇佣新员工。另一方面,广泛使用无薪假及其他扶持制度意味着,一些国家目前的失业率可能低估了劳动市场松弛的程度。

总的来说,总体工资增速的大幅上调在短期内概率不大,虽然工资在一些国家和行业已经有了一定增长。即便如此,由疫情诱发的更具结构性的变动可能在长期影响工资增长。行业间劳动力再分配意味着劳动市场的整体指标可能夸大了松弛程度,尤其如果劳动者的技能没能匹配景气扩张行业中公司的需求。

在一些国家,对国际移民的限制可能会给一些公司带来工资上涨压力。与此同时,全球供应链中断可能会强化本国劳动市场环境和通货膨胀间的关联性。近期的一系列事件揭示了这些供应链的脆弱,可能会激励一些企业将部分生产迁回本土。若有实际进展,这一回迁进程也许能提升本土劳动者的议价权,并再次让工资对本土劳动市场松弛更为敏感,正像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形成势头前的样子。

即便是整体工资确实加速增长,其对通胀可能的长期影响依然不明确。一方面,本土劳动力成本在疫情前对通胀只有很小影响。这一影响在发达经济体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持续稳定地减弱 (图4中间),主要是由于全球一体化,以及来自制造业新兴市场经济体进口的更大竞争。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从劳动力成本向通胀的传导或将加强,尤其是如果全球一体化进程因企业重组供应链而发生逆转

已经有迹象表面,近期的劳动市场发展可能已经影响了金融市场对中期(2y3y)通货膨胀的预期(图4右侧)。例如在美国,岗位空缺上升与期权隐含通胀预期(option-implied inflation expectation)呈强正相关,而非其他潜在的供给侧成本推升因素,例如货运、大宗商品价格及疫情相关的人口流动限制。即便是其他复杂的技术性因素也可能造成了影响(尤其在21年第二季度),使得关系图景变得模糊,但这一正相关性还是突出了较长期通胀预期可能失去锚定,并对实际通胀造成第二轮效应(second-round effects)的风险。倘若劳动市场摩擦最终要比预期更严重而持久,这种影响就可能会发生。

结论

本次疫情对劳动市场造成了剧烈影响。虽然在很多国家,劳动力市场已经比过往后衰退时期更快地复苏,但整体状况依然要弱于疫情前。与此同时,不同国家和行业间劳动市场的复苏成果差异显著,反映了政策制定的差别和劳动力供需的变动。在那些政策没能在疫情中及早保护劳资关系的国家,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摩擦,因为受疫情打击严重的行业在复苏期间竞相重建劳动力储备。

目前进行中的行业间劳动力再分配可能成为工资上涨压力的源头。另外,全球供应链的中断可能强化本土劳动市场状况和工资,以及工资增长和通胀之间的关系。其他风险还包括,长期通胀预期变得失去锚定,从而给通胀带来第二轮效应的影响。

评论
微信扫一扫
问题反馈更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