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基金经理正在推动美国公司玩华尔街财富游戏，而不是投资于未来的技术，相反中国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智堡研究“全球失衡”这一主题已经有些时日了。由于这一主题所涵盖的专业知识过于广延，笔者始终感到力不从心，这也使得我很难以平实的文法来传达我们的成果。本系列文的目标是自上而下地重新解剖“全球失衡“，在帮助自己理清头绪的同时谈一谈中国在这一环境中的处境。本文的目标不是僭妄地谈论政策应对，也不和投资建议沾边。

在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背景下，尽管短期内企业退出可能受到控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退出压力可能会越来越大。

美联储首次进入二级债券市场，效果如何？

根据2019年的财务报表，50%的公司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未来一年的总偿债成本。

视频《科技巨头七宗罪》的文稿。

愿景基金的回报更有可能来自小型初创企业，而不是知名企业。

通过根本性制度与附带性制度环环相扣的嵌套，经连会制度从生产方式上改变了日本的经济制度，由企业承担社会支出，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财富分配的向下倾斜。

确实，老年人和更富有的人往往有更多的资本收入，但这些“资本收入”源于储蓄，而储蓄又源于早已被征过税的工资收入，这是不争的事实。资本收入实质上是你为未来消费省下部分收入（而不是马上将它全部花掉）而获得的回报率。从任何角度上说，都不应该对资本收入征税。

挽救一项备受瞩目的失败投资不应成为愿景基金的累赘。

维新中，日本的国家权力转移到了新生权贵手中，资源分配向与政府勾结的财阀倾斜，现代化与工业化得以加速的同时，财富停留在财阀和政府的手中，滋生了内部问题。

尽管英国退欧谈判的结果仍不明朗，但为期三年的英国退欧计划已经通过增加的不确定性损害了英国的经济。

CEO可能是在攀爬升职阶梯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亲共和党的政治偏好，并养成共和党政策能够更好满足的利益取向。另一种可能性是，能成为CEO的人，可能从一开始就具备亲共和党偏好；而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具备共和党偏好的个人更有可能成为CEO，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话题。

在所有阈值设定下，CEO偏好都是压倒性地偏向共和党。具体而言，共和党CEO对民主党CEO的压倒性多数介于2.6倍到3.1倍之间。

2000-2017年间，上市公司CEO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捐款，是民主党候选人的两倍还多——前者约为3.2亿美元，而后者约为1.55亿美元。也就是说，总计超过4.2亿美元的政治资助，超过三分之二流向了共和党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