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和主权当局通过多个互动渠道联系在一起。银行与主权当局更强大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治理手段，也许不能切断其联结，但能够降低相关性，化解银行业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祸不单行”的风险。

美股投资者一直预期股票回报会很高，而且在未来也会如此。

公司债券和杠杆贷款的风险越来越大，因为低评级债券的比例在上升，而贷款机构对杠杆贷款的保护措施也在恶化。

过去日本曾有一个神话：银行不会倒闭；还有一个神话是土地价格永远不会下跌。直到泡沫破裂和随后的金融危机，这两个神话才被揭穿，一系列银行倒闭和企业融资信贷紧缩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极其严重。

尽管危机后对外资银行更严格的监管可能增加了其在美国的运营成本，但它们的运营并未发生巨大而根本性的变化。

约70%的经济体（按GDP加权）采取了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态势。这一转变伴随着长期收益率的急剧下降；在一些主要经济体，利率显著处于负值。特别是，收益率为负的政府和公司债券数额增加到约15万亿美元。

亚洲保险公司和其他一些金融机构在过去20年里购买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国债券。

自金融危机以来，银行贷款和高收益债券共同基金市场急剧增长，截至2018年12月，资产管理规模已增长至1170亿美元和2250亿美元。

1815年至2016年间，以美元或英镑计价的外部主权债券的年平均实际回报率为6.8%，即使考虑了违约、战争和革命因素。

过去20年中投资级（IG）评级中最低一档的BBB级债券的未偿份额增加，如果市场流动性不足以吸收这些抛售，会导致证券的价格低于新的基本面价值，引发持有者的进一步亏损。

跨境银行业务持续的高度集中意味着，其仍是传递金融冲击的潜在重要渠道。

明斯基金融周期具有深刻的政治渊源。救济措施的存在，会鼓励金融机构构建一张中产阶级财富盘根错节、资产架构日益庞杂的负债表，从而在濒临破产时迫使政府出手兜底。

尽管AIG拥有庞大的资产组合，但随着负债端非传统项目的挤兑达到顶峰，它不得不寻求联邦政府的救助。

由全球变暖引发的气候异常已不再是个远在天边的话题，而将对通胀、不平等、全球移民、金融稳定乃至货币政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产生了巨大的金融溢出效应；而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对外金融溢出效应较小，这种国际影响的不对称源于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