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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Globalization at an Inflection Point，作者：植田和男，发表日期：2023年8月26日
译者：钟政昊，ZXC

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这次研讨会。今天小组讨论的主题十分宏大并且困难：应对潜在去全球化趋势所导致的全球经济结构性变化，并讨论其宏观经济影响。我并非贸易理论方面的专家，因此只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从日本看到的图景。

我的主要观点是，亚洲的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模式正在发生变化，部分原因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单就与日本相关的贸易和FDI流动而言，已经出现了一些分散化的迹象，生产从中国转入亚洲其他地区，并在一定程度上转入北美，当然也包括回流日本。其中一些趋势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因此被视为全球化的继续尝试或许更为恰当，但最近的一些分散化似乎反映了对地缘政治风险的回应。而后一种情况对日本和世界经济的净影响仍然非常不确定，但倾向于下行。这种不确定性给货币政策制定带来了严峻挑战。

I. 日本90年代的经验

让我先从日本三四十年前的贸易政策及其对日本、美国和亚洲贸易模式的影响开始说起，尽管当时贸易冲突的性质与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同，威胁性也较小。

由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对美国出口的急剧增加，美日贸易关系迅速恶化，最终采取了关税、自愿出口限制等贸易限制措施。贸易紧张局势导致涉及美国和亚洲的对外贸易结构发生了永久性变化。

如图1所示，到20世纪90年代的某个时候，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有很大一部分绕道亚洲其他国家。这里我需要赶紧补充一下，贸易结构变化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工资相对于亚洲其他地区的上涨。但我仍怀疑有可能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并发现美日贸易关系在其中也起了一定作用。另外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区域商业投资模式的变化——亚洲其他地区的FDI流入增加以及日本国内投资的停滞——也是这种生产转移的主要推动力。

贸易摩擦的另一个后果是，日本企业倾向于直接在美国设厂生产（水平型FDI）。正如Alfaro和Chor所指出的那样，原产地位于美国的日本商品的总销售额远远超过了美国从日本的进口。

II. 亚洲的贸易和FDI

回到小组讨论的主题——地缘政治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割裂——我认为一个基本的参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特别是第四章的分析。该分析最重要的结论之一是，根据其基线假设情景，美国和中国阵营之间出现的永久性FDI壁垒将导致世界GDP大幅下降。这种对GDP的负面影响在东南亚更甚，因为该地区在地缘经济上接近中国，而且严重依赖FDI。

这种情况如何与最近亚洲各地的贸易和FDI流动相吻合？图3展示了日本出口的变动情况。左半部分显示，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份额在疫情期间开始上升，但此后有所下降，而对美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出口份额则保持不变。就个别国家而言，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即对越南的出口一直在持续增长，而对印度的出口近几年来增长更快（右半部分）。

至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图4显示，对中国的FDI停滞了一段时间，而对北美的FDI自2019年以来有所反弹。此外，对亚洲其他地区的FDI则保持稳定，其中对越南和印度的FDI有所增长。

图5显示了日本开发银行（DBJ）的一项调查，即日本大型企业在2023年及以后的FDI计划。调查结果显示，北美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目的地，其次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其中越南、泰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四个国家似乎更重要。

以上图表以及我们从业界联系人那里获得的一些轶事证据可以总结如下。一些生产基地开始分散化，从中国进入东盟，印度和北美。向东盟和印度的流入不仅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也是由于东道国的需求增加。向美国的流入同样受需求驱动，但也可能受到通胀削减法案以及芯片和科技法案等美国产业政策的影响。

关于回流（reshoring）日本，图6显示，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计划扩大国内产能，但并不完全以牺牲国外产能为代价。从行业来看，汽车、通用机械、化学等行业仍计划在亚洲增加产能，而半导体等相关行业通过政府扶持措施增加国内产能的趋势更加明显。

III. 割裂和全球化进程

这样的图景似乎与IMF模拟的分析不一致。如果亚洲新兴市场受到割裂的不利影响，企业应当试图迁出该地区。然而，亚洲国家，甚至包括中国，仍然是日本对外投资的主流。事实上，IMF分析中关于全球FDI战略性行业的图表（第四章图4.4）也显示，尽管自2019年以来流入中国的投资一直在下降，但流入除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却相当有韧性。

要解释亚洲作为制造业基地仍然保持韧性并不那么简单。一种可能性是许多公司认为割裂风险会被控制在少数特定的行业中。或者在地缘政治形势变得更加明朗之前，企业可能会一如既往地继续这样做。然而另一种可能性是，我们正在慢慢接近一个拐点，超过这个拐点，许多事情将发生巨变。至少在半导体行业，“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和“回流（reshoring）”活动正在大规模发生。

与此同时，亚洲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深化。图7显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内份额不仅在贸易总额和FDI方面有所上升，在中间产品和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的贸易方面也有所上升——这是该地区垂直一体化加深的证据。

当然，这种区域经济依赖程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试图通过亚洲其他地区转移生产路线（绕道），类似于40年前日本和亚洲发生的情形。此外，正如当时的日本，除了地缘政治因素外，中国不断上涨的工资也是导致这种迁移的一个主要因素。

无论如何，全球化的力量在该地区仍然存在。如果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出现倒退，世界不仅会失去自由贸易带来的部分收益，还会失去该地区作为制造业工厂聚集所带来的马歇尔外部性（ Marshallian externalities）效率收益。

另一个对该地区存在潜在影响因素的是交换媒介。中国尝试转移生产或培养贸易关系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亚洲，如今已经涵盖了南美和非洲等地区。除了在贸易方面做出的这些努力，战略上中国还鼓励在贸易融资中使用人民币。

与作为世界通用货币的美元相比，人民币发挥的作用依然较小，但根据SWIFT的数据，它在某些特定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图8）。交易媒介的选择本质上是一个多重均衡的故事。因此，即使是贸易流动结构的暂时性变化也可能导致支撑贸易流动的货币发生持续变化。

IV. 对日本经济和货币政策前景的影响

现在让我谈谈这一切如何影响日本的经济前景。今年以来，日本经济实现了以消费和投资为主导的扩张——第一季度实际GDP增长3.7%（SAAR）。经济的强劲一定程度上是和疫情解除限制有关，包括入境旅游的复苏。第二季度经济的增长率也很高，达到6%，但这主要是由于进口下降，而旅游业继续维持强劲。第二季度私人消费下降，部分是由于恶劣的天气影响，但我们认为国内需求仍处于健康的趋势，但这还需要第三季度的数据来检验。企业固定投资受到创纪录高利润和结构性因素的支持，包括劳动力短缺、数字化、气候变化以及相比于国外更高的国内产能扩张趋势。

在通胀方面，2021-2022年进口价格的上涨波及到了国内价格。7月份CPI通胀率（除新鲜食品外的所有项目）为3.1%，但预期今年年底将有所下降。我们认为，潜在通胀仍低于2%的目标。这就是我们坚持当前货币宽松框架的原因。

如上文指出，制造业活动回流的趋势对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半导体产业等新投资项目的增加，相关产业的销售额和就业也在增加。

然而世界某些地区的经济放缓可能抵消这一影响。特别是，中国经济活动的增速令人失望。7月份数据——零售额、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生产——都处于疲软状态。问题的根源似乎是房地产行业的调整及其对其他经济领域的溢出效应。当前，很难认为是地缘政治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放缓。对日本经济来说，美国经济的相对强劲抵消了部分影响。

地缘政治因素对日本经济的长期影响并不明朗。除了上述因素外，主要发达经济体与中国之间针锋相对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半导体领域）也是一种风险。政府补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重点产业回流的趋势，预计会导致产业集群和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然而，是否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来支持启动项目的增长依然存疑。在吸引顶级公司的全球竞争中，日本可能会输掉。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使用产业政策可能会使得工厂效率低下。

各国央行在制定政策时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是十分困难的。地缘政治以及逆全球化可能产生的一系列后果给经济前景笼罩了阴影，其中许多涉及经济的供给侧和需求侧。要确定这些影响会持续多久还需要时间。由于生产地点随时间产生变化，研究人员很难获得涉及区域变量的稳定统计结果。

这样的环境与各国央行过去几年所面临的处境有几分类似。当时出现了一系列与疫情相关的供给冲击，其持续时间非常不确定，其中一些还影响了经济体的总需求面。希望我们能学会更好地适应这样的环境。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