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未来和发达经济体的挑战

2019/01/10 09:22
迄今为止,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薪资水平上涨——最主要是中国——拥有先进技术诀窍的公司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在非洲或南美洲寻找低成本劳动力供应。中国企业可能会在这轮新的离岸外包热潮中打头阵。

全球化的未来和发达经济体的挑战

The future of globalisation and challenges for advanced economies

作者Richard Baldwin,国际经济学领域(国际贸易、全球化、区域主义、欧洲一体化)巨擘。

本文首发于欧洲中央银行2018年12月发表的《中央银行学的未来》(The future of central banking) 专题论文集,编集了2018年5月16至17日学术研讨会上的成果,谨献给于2018年5月离任的欧洲央行副行长Vítor Constâncio。

1. 序言

在人们眼中,自然和人为贸易成本的逐步降低,驱动着全球化 (globalisation) 的发展,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实际上由先后两个不同的进程所驱动,并非一以贯之。

19世纪末,随着蒸汽动力国际货物流通成本的大幅削减,全球化迎来了第一次飞跃。而到了20世纪末,信息通信技术 (ICT) 从根本上降低了国际思想流通的成本,让全球化得到了第二次飞跃。

或许应当被我们称为“旧范式” ("old-paradigm") 全球化的第一次飞跃,创生出了今日发达经济体 (advanced economies, AEs) 中常见的工业集团化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而七国集团 (G7) 可被视作所有发达经济体的理想代表。驱动G7经济增长腾飞的,是他们的全面工业化。虽然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经济增速水平相对温和,但G7现代化增长的先发优势和与其他国家横向差距的快速拉大,意味着G7在世界GDP中的份额飙升。1820年G7仅占世界GDP的五分之一,但到了1988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三分之二。G7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也稳步上升。这一现象被历史学家称为“大分流” (Great Divergence)

而近来的第二次飞跃——让我们称之为新范式全球化——突然逆转了增长率的排名次序。新兴市场经济体 (Emerging Markets, Ems) 的增长速度现已超过了发达经济体——而且自1990年以来一直如此。在短短几十年内,新近逆转的增速差距令GDP份额比例重新回到了1820年之前的水平。G7在世界GDP和贸易中的份额分别暴跌至50%和32%。

我在Baldwin (2006) 中首次提到的这一演变,讲述了一个关于三轮“松绑” ("unbundlings") 的故事。我们业已经历了其中两轮。将定义全球化未来的第三轮“松绑”,现在正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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