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的边际税率?代价太高!

2019/02/18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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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将最高法定税率提高到70%的建议,以及为新开支创造额外收入和减少不平等的双重目标,正在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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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将最高法定税率提高到70%的建议,以及为新开支创造额外收入和减少不平等的双重目标,正在引起学术界和媒体评论员的关注。

乍看之下,这个想法可能颇具吸引力,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相信70%的边际税率会产生更多的收入或帮助低收入的美国人——或者它将在不怎么影响经济的情况下实现这些目标。相反,邻国加拿大在2015年的类似边际税收增长实际上让收入变少了:由于行为调整,高收入者少付了数十亿美元。一般来说,较高的税率会阻碍人们获得能增加收入的技能,并阻碍企业扩张。此外,对这些税率影响的研究表明,它们将降低低收入美国工人的工资增长。对税率历史标准的比较忽视了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和国际税收变化。最后,在新的支出提案的背景下,这种税收变化既不充分也不可取。

利用“敲富人竹杠”来优化税率的问题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经济学家迅速大力赞扬提高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是一个聪明而明智的想法。克鲁格曼表示:“我们不应该关心政策对富人收入的影响。让富人变穷一点的政策只会影响少数人,而且几乎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在其对提议加税的赞扬中,克鲁格曼和其他人提到了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和埃马纽埃尔·赛兹(Emmanuel Saez)的著作,他们在大衰退后的学术期刊里为极高的边际税率进行了辩护。

戴蒙德和赛兹建议的73%的最优边际税率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应税收入的短期弹性为0.25,这意味着“净税”率(1 减去边际税率)减少1%只会导致申报的应税收入减少0.25%。当税收水平让收入最大化时,我们确定税率为最优。0.25的假设弹性太低,完全忽略了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的增加对收入者选择学校教育、职业、企业家精神和业务发展的影响。考虑到应税收入弹性的估计范围,与已有的实证研究相比,像戴蒙德和赛兹那样假设短期弹性的中位数是0.25似乎并不谨慎。关注高收入人群的其他研究往往会对短期弹性做更高的估计,估计平均范围为1到1.3。

此外,在戴蒙德和赛兹的研究中,73%的最优税收数字并未考虑州税和地方税。当乔恩·格鲁伯(Jon Gruber)和埃马纽埃尔·赛兹的一项研究(这份研究假设的弹性也就稍微谨慎一点)中考虑到这些额外的税收时,最优联邦税率将调整至48%——比目前的37%没高多少。

对更多累进税制的其他研究表明,累进税阻碍了技能投资,从而降低了税前工资和劳动力供给。尽管工资确实反映了技能投资的选择,但税的累进并不是压缩税前工资不均的有效方法,因为高技能工人的相对稀缺性增加了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之间的差异。

对教育决定和职业抱负的影响

边际税率的变化不仅会导致联邦收入的变化,而且会对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市场效率产生更广泛的影响。阿帕纳·马瑟(Aparna Mathur)、西塔·斯拉沃夫(Sita Slavov)和迈克尔·斯特兰(Michael Strain)解释说,从长远来看,更为累进的税制会减少积累人力资本的动机:

“教育选择和职业选择等早期决定会影响以后的收入机会。可以想象,更为累进的税制一开始就会减少积累人力资本的动力。在70%的税率下,高中生可能选择不去追求他成为工程师的梦想,或者小企业主可能选择不去扩展业务。”

换句话说,征收高边际税率的建议无法解释进入高收入职业的动机。做出职业选择包括权衡教育投资的预期回报和放弃其他机会的成本。因此,70%的边际税率将成为人们追求高收入职业的抑制因素。迈克尔·斯特兰指出,“对医疗保健感兴趣的年轻人可能决定成为一名护士而不是外科医生,因为当一名外科医生所获得的大部分收入将被政府拿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假设的年轻人不是因为她的偏好而决定成为一名护士——相反,她做出决定是因为最高税率是如此之高。”毫无疑问,这种税收驱动的低效率会使社会变得更糟。

较高的边际税率等同于每个人的较低工资增长

高边际税率常被忽视的另一个特征,是对劳动收入和投资收入的不利影响,这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对利润和投资的更高边际税率将减少储蓄,降低投资率,从而减少生产资本存量,从而减少工资增长。

资本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增长是经济生产潜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把实际GDP的增长率分解为了资本、劳动力和TFP的增长率,并发现在1947年至1973年间,TFP增长占GDP增长的34%,而资本占GDP增长的43%。

由于高边际税会降低资本投资和劳动生产率,工人的工资最终会以较慢的速度增长,因为每小时工作的GDP增长率会降低。一些研究发现,边际税率的增加降低了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GDP增长率——这些结果与内生增长理论一致。其他研究观察到了较低生产率与薪水(报酬)之间的关系。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及合著者发现生产率与薪酬之间存在联系的实质性证据:从1973年到2016年,生产率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与报酬增长的中位数和平均数提高0.7到1.0个百分点有关。

对高收入工人征收70%边际税率的一个意外后果是,由于生产资本投资减少,低收入美国工人的工资增长率会降低。

这项税收变动可以带来多少收入?

对提议税收变化可能带来的额外收入的估计差异很大,高至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宣称的720亿美元一年,低至税收基金会(Tax Foundation)的51亿美元。

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布莱恩·里德尔(Brian Riedl)分析了美国国税局的数据,以计算70%的边际税率会带来多少收入。里德尔发现,这项税收变动每年将增加大约500亿美元,尽管这个数字假定了不存在税收漏洞和海外避税天堂。

根据里德尔的说法,“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和过账(pass-through)企业目前占所有收入的30%。……此外,前5%已经支付了所有联邦税的42%,其中包括所有联邦所得税的61%,这使得额外税收的空间减少了。”他进一步解释,“流行的自由派(liberal)提议,即对‘百万富翁’征收30%的最低税率,并更加累进地向银行、对冲基金经理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征税将总共提高GDP的0.1%”(210亿美元)。“把公司税率翻倍将增加GDP的0.7%,”这是他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报告《减少赤字的选项:2017年至2026年》计算出来的。

税收基金会还根据最高边际税率的提议变化估算收入:如果把第八纳税等级的70%用于超过1000万美元的普通应税收入,十年内收入将增加约2910亿美元。如果对超过1000万美元的普通应税收入和投资收入采用相同的纳税等级,那么十年内收入将仅增加514亿美元。

由于纳税人对资本利得的边际税率急剧上升的反应方式,对所有收入征收70%的税在提高收入上将远远低于仅对普通收入征税。由于资本利得税仅在资本利得“实现”(资产售出)时支付,纳税人可以选择何时支付税款,因此资本收益对税率的变化非常敏感。

邻国加拿大最近的税收变化可能会提供一些证据,证明边际税率的增加会影响税收收入。2015年,特鲁多总理将最高边际税率从29%提高到33%,计划在第一年增加3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然而,在2016年,增税未能产生额外收入;相反,高收入者少缴了46亿美元的联邦税。为了应对税收变化,2016年在较高税收等级报告收入的加拿大人比一年前减少了30340人。最高收入者可以最大限度地采用富有经验的税务顾问,并且可以轻松地将资产转移到低税收管辖区。研究倾向于表明,高收入者对税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远低于低收入纳税人,并且通常会通过降低他们的应税收入来对增税做出反应。

关于20世纪50年代税率的真相

高法定税率的支持者经常声称,美国过去对富人的税率很高,而且在此期间经济蓬勃发展。

支持该提案的评论员可以追溯到美国最高边际税率为91%的日子。彭博社专栏作家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指出,提议的计划“将因此成为对20世纪标准的回归”。这一论点忽视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显著改变经济的四十年全球化和国际税收竞争。世界各地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已显著下降,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税率从1980年的68%降至了2017年的47%。

比较不同时期的税率并不是一种一一对应的比较。根据几十年经济分析的结论,在过去50年中,大多数国家已经采取了更低的税率和更广泛的税基。虽然税率更低,但征收的收入类型变多了。事实上,2014年富人的有效税率为36.4%,仅略低于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正如税收基金会报道的那样,

“非营利性的税收基金会估计,在20世纪50年代,当最高法定税率为92%时,前1%的纳税人在计算中扣除了如此多的收入,他们交给联邦政府的有效平均税率大约是17%。”

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历史数据显示,总体而言,今天联邦所得税收入占GDP8.2%,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7.2%),20世纪60年代(7.6%)和20世纪70年代(7.9%)。20世纪50年代不是向富人征税的乌托邦。事实上,通过主张提高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者的边际税率,支持者基本上是在主张削减最高收入者的有效税率,因为历史表明,过高的边际税率导致对那些收入者的更低有效税率。

资助提议计划将需要更广泛基础的税收增加

评估额外收入的需求应该放在额外支出提案的背景下进行,支持这些税收变化的政策制定者们支持在未来十年增加这些提案。这些提案包括“绿色新政”(7至10万亿美元),单一支付医疗保健(32万亿美元),学生贷款免除(1.4万亿美元),联邦就业保障(6.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1万亿美元),带薪探亲假(2700亿美元)和社会保障扩张(1880亿美元)。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联邦政府收入要想增加GDP的21%来资助这些拟议的计划扩展——即使在削减防卫之后——需要增加55%的工资税或115%的增值税。在未来十年额外支出49-52万亿美元的情况下,通过70%的边际所得税每年提高500-700亿美元似乎根本算不上解决方案。

今天,经合组织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最高税率为70%。事实上,美国最高的综合收入和工资税率目前超过了德国、英国和挪威,仅比法国低7个百分点。与美国不同,欧洲通过由全体人口支付的高额增值税来资助其慷慨的福利计划。

在税收收入占GDP百分比很高的欧洲国家,通常每个人的税都很高。丹麦、瑞典和芬兰有24-25%的广泛增值税和高工资税。正如税收基金会的凯尔·波默洛(Kyle Pomerleau)所指出的,“他们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很高,但它们适用于远高于奥卡西奥-科特斯(Ocasio-Cortez)提议的个人收入。丹麦60%的最高边际税率从平均收入的1.2倍开始适用。如果那是在这里制定的,所有超过56500美元的应税收入都将面临60%的税率。“

是时候承认事实,并立即结束任何对无休止的支出提案和计划扩张的随意讨论了。评论员们需要超越这些“敲富人竹杠”的话题,并制定一个全面的计划来控制我们不断上升的赤字支出。

编译:熊越

来源:https://www.mercatus.org/publications/federal-fiscal-policy/cost-70-percent-marginal-tax-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