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萎缩必然带来经济衰退吗?

2019/08/22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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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萎缩,及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但人口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命运,将经济停滞归咎于人口下降是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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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平成の財政・税制を振り返る,作者:吉川洋,发表日期:2019年4月18日,原文链接:https://www.tkfd.or.jp/research/detail.php?id=3118,译者:夏立

日本可以从平成时代的政策中学到什么? 2019年4月18日,随着日本即将迈入新的“令和”年代,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举行了一次公开研讨会。研讨会上,回顾了过去三十年日本财政及税收政策带来的结果,并评估及其对未来的影响。东京大学的经济学家吉川洋在主题演讲中通过借鉴历史趋势,来辨别日本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

“人口萎缩”意外的是个新问题

日本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萎缩,及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但人口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命运。我认为关注人口问题,有必要从“人口下降问题如何成为近期关注的焦点”这一视角来看。

截至2019年4月,日本的人口约为1.2亿。根据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 (IPSS) 在2017年发布的人口中期预测,到2115年,日本的人口自将下降到大约5000万。即在下个世纪,日本的人口将萎缩近六成,跌破自1919年以来一直保持的7000万关口。此等规模的人口变化,必然会对日本的社会和经济产生影响。但是,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萎缩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新问题。直到近年,日本的主要人口挑战一直是人口过剩

在明治时代 (1868-1912),人口增长的过于迅速引发了日本政府对于生存空间的担忧,并开始积极鼓励向外移民,以解决人口过剩带来的威胁。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帮助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北的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甲级战犯,东京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认为:日本需要扩展到满洲,其部分原因在于避免日本列岛的人口过剩。他认为,对于日本这一个正在迅速崛起,却囿于狭小领土和有限的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来说,扩张(对外侵略)是发展的唯一途径。

人口过剩在二战后依然是日本的主要问题之一。在1947-49的婴儿潮之后,政策专家们不得不应对为快速增长的人口带来的食物和住房的挑战。过去许多年以来,人口控制一直是人口政策的基本方向。而这种“控制人口”心态带来的最糟糕的产物,便是1948年实施的“优生保护法”(1996年废除)所带来的强制绝育。我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还在小学时,就有学习日本的“人口问题”。在我们的社会研究教科书中,日本与比利时和荷兰一起被列为人口最稠密的几个工业化国家。这让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太拥挤,无法正常运转。

在人口老龄化方面,人们的一些忧虑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当首相田中角荣决定为老年人提供免费医保,一些有远见的人口学家和政府官员,便开始质疑日本医保系统在长期上是否可持续。但这仅是一个在部分专家的小圈子里讨论的深奥话题。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的生育率便开始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replacement level)。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了日美贸易摩擦激烈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第一”的那十年(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腾飞进入黄金期,而美国学者傅高义则在1979年发表了著名著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高度评价了日本的企业及经济模式)。但即便是经济泡沫在20世纪90年代初破裂,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时,也没有人对人口下降发出警报。相反,日本企业正在努力处于冗员,并缩减员工的工资单。

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2001-6),我曾担任政府合作经济财政咨问会议的民间议员。那时,日本社会的老龄化及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是主要议题,但很少有人说生产性人口的下降,将对日本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把人口减少视为经济的制约因素是最近十年来的新观点

当然,低出生率和人口结构的快速老化将给日本的未来带来严峻挑战。而最令人担忧的是社会保障成本上升带来的财政负担;和人口减少造成的区域社区崩溃,即“消失的城市和村庄”。但是,我仍认为应该证明,将经济停滞归咎于人口下降是一个错误

处于经济停滞的老龄化社会与不平等的扩大

正如明仁天皇去年12月退位前的最后一次发言中指出的那样,“平成时代是日本真正和平的时代,我对此要感激不尽。“而此前现代日本历史上的三个时代(明治,大正和昭和)的历史,都写满了战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平成时代的三十年间(1989-2019),对经济及社会现状普遍不满正在增加

这些不满背后是什么?我认为一个重要因素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虽然不平等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仍然是主要问题,但在这里我主要想讨论的是发达国家中不断增加的收入不平等。

(智堡就财富不平等问题的大量专题研究),app请点这里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 在2013年,用他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引起了对这一现象的关注。皮凯蒂在指出事实的同时,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对这些趋势进行了讨论,虽然一些经济学家批评皮凯蒂的著作在理论上存在缺陷,并辛辣的讽刺道“他不再是个经济学家,他是个摇滚明星”。但我认为他的工作值得肯定,至少他很好地突出了世界过去几十年以来的趋势及其后果。

正如皮凯蒂所言,日本、美国和欧洲都需要注意不平等的问题,然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在美国尤为突出,并在近年间不断加剧。所以无外乎呼吁“社会主义”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的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能获得很多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对经济的不满也在欧洲造成了问题,年轻一代的高失业率助长了社会和政治动荡。

而在日本,基尼系数 (Gini Index) ——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经济不平等指标——也正在上升。而人口老龄化是导致这一趋势的的因素之一(图1)。

图1 来源:日本内阁府, “Annual Report on the Ageing Society: 2018.”

老龄化加剧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也很简单,老年人间的财富差异往往比年轻人群更明显,通过对一百万20代(90后)的经济实力及健康状况调查,并对比对100万70岁以上老人同样调查的结果,老年人之间的差距比年轻人之间的差距更大。因此,随着老年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整个社会的经济不平等程度也在增加。目前接受由税收维持的日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 “最后的安全网”的200万人中,有45%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

当小泉内阁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时,他们呼吁“老年人并不总是软弱的”。”不软弱“无可厚非,但是许多老年人十分容易陷入贫困这一点也不容否认。贫困加剧是日本社会老龄化的后果之一。

中国古代的孟子(梁惠王下)有言:“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鳏,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所以政治必须关注,并帮助这些弱势群体,不管在何时何地,对社会保障的诉求都是必要的。这是对统治者保护弱势群体的早期忠告 - 四世纪中国版的社会保障。

老龄化之外,导致日本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经济停滞。在过去25年间,经济增长缓慢,不仅是老年人之间,青壮年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这体现在正式和非正式雇员(派遣社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上。非正规雇员在平成初年(1989)只占总劳动力的16%,而如今已占总劳动力的40%,这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这种现象,尤其是对目前三,四十岁的男性造成了影响。这一年龄段的人是“婴儿潮子辈”,战后婴儿潮的回声。本希望这些婴儿潮一代(48-50后)的孩子们,能生育足够的后代来减缓人口老龄化的步伐,但希望破灭了。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毕业后进入就业市场时,泡沫已经破碎了,在大型企业削减或停止雇佣正式员工的超级冰河时代进入劳动力市场,许多人不得不成为派遣社员,而非正式雇佣工作者的结婚率明显低于常人。简而言之,没有“铁饭碗”的人受困于低收入水平,缺乏财务保障,因而无法结婚,自然也没有孩子。

一切有关提高生育率以遏制人口萎缩的讨论,都不能忽视以上才是今天日本社会的现实。国家中有些事情显然是奇怪的。

社会保障作为不平等的防波提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收入不平等在过去20或30年间大幅增加,但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相反,它一直就困扰着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一起,出现在十八世纪中期的英格兰。在十九世纪初,它传播到了欧洲其他地区,并在19世纪下半页最终传播到了日本。资本主义在一开始就充斥着不平等。

十八世纪中期,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在正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必然会导致财富的逐渐集中。少数资本家占有了生产资料,而工人阶级因此被奴役无法取得胜利。所以他们呼吁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事实证明,然而当时没有欧洲发达的工业国家真正响应了马克思的号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1917年推翻沙皇俄国独裁统治后建立的苏联,不过那时的俄国并非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另一方面,西方的发达国家都继续坚持着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但也开始认识到必须采取措施来应对财富的持续集中。

社会保障(在最广义上)被视为对抗经济两极分化的一种防波堤。德国总理奥托·冯·俾斯麦 (Otto von Bismarck) 推行了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医疗保险制度。在十九世纪晚期的英国,由西德尼·詹姆斯·韦伯 (Sidney James Webb) 等人领导的费边社会主义 (Fabian Socialism,主张通过渐进温和的改良主义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而非列宁式的暴力阶级革命) 在民主社会主义力量极具影响,并吸引了当时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包括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Hebert George Wells,著名科幻小说家)。在哪个时代,牛津剑桥只对富家子弟开放,萧伯纳和韦伯等人创立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作为费边社会主义的中心和向所有人开放的高等教育机构。我在LSE的前辈,英国经济学家威廉·亨利·贝弗里奇 (William Henry Beveridge,曾任LSE校董) 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都接受过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

二战期间,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内阁成立了一个由费边社会主义者贝弗里奇主持的委员会,旨在设计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险制度。这说明了费边主义的普遍影响,因为丘吉尔可是保守党 (The Conservative) 的党魁,而保守党选择了传统意义上其对手工党的政策。该委员会于1942年发布的报告,俗称贝弗里奇报告,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 (cradle to grave)”的社保蓝图。讽刺的是,保守党在战后的1945年大选中落败,而由工党 (The Labour) 领导的政府依据那份蓝图,建立了国家医疗服务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NHS自1948年成立以来,资金几乎全部来自于税收。

与此同时,瑞典已独自迈上了卓越的福利国家之路,并贡献了远超出其人口比例的杰出经济学家:如克努特·维克赛尔 (Knut Wicksell),伊莱·赫克歇尔 (Elie Heckscher),贝蒂尔·奥林 (Bertil Ohlin) 和冈纳·缪达尔 (Gunnar Myrdal)。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冈纳和他的妻子阿尔瓦·缪达尔 (Alva Myrdal) 合作制定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社会政策。当时许多西欧国家(一如今日日本)受人口萎缩之困,而缪达尔夫妇的家庭政策成功提升了瑞典的生育率。过去的历史中,育儿问题一直被视为专属于家庭领域内部的问题。缪达尔夫妇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居于城市的妻子选择在外工作,此时社会应该站出来并提供支持。90年后的今天,日本仍在实现这“社会的支持”上有所挣扎。

为什么收入不平等是一个问题

既然我们已经对收入不平等会产生问题没有异议,那下一个问题上:收入不平等到底是多大的问题?

在沙皇尼古拉二世领导下,革命前的俄罗斯在十九世纪末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显著。但财富上的巨大差异引发了普遍不满,而政府维稳的努力让情况变得更糟。这份恶性循环同一战的影响一起,导致了1917年革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巴列维国王 (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 的领导下,伊朗是国际国币基金组织眼中的(经济发展上的)”优等生“。但随着伊朗财富的增加,贫富差距也随之增加。不平等问题同宗教保守派的问题一起,导致了1979年的革命,国王逃离了伊朗,大阿亚图拉霍梅尼席 (Ayatolla Khomeini) 掌控了权利。

上面两个例子,都是在一个济高速增长的社会中,当不平等达到一定程度后,社会就可能进入动乱并引发革命。所以,经济收入上的不平等问题有多大的答案是“大到足以推翻社会秩序,引起社会崩坏”。而一个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则是社会稳定的关键之一。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 (Lev Nikolayevich Tolstoy) 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包括收入不平等在内,人类的不幸有千差万别,然而解决一切都是不可能的。那么该怎么办呢?

财政赤字的不可持续性

经济不平等永远不会完全消除。但通过制定政策,可以阻止社会走向不稳定的极端两极分化,而社会保障则必然是一切此类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

图2 社会保障支出的负担(2016) 来源:2016 日本政府预算

但在日本,社会保障让我们进退两难。社会保障福利目前每年支出超过110万亿日元。其中仅有66万亿由公民支付的社保账户承担,其余的则由公共支出填补 - 中央政府承担32万亿,各地方(金库)承担约13万亿日元。而这笔公共支出,是日本巨额预算赤字的最大来源,并且不可持续。

现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将刺激经济增长放在首位,认为如果我们要减少预算赤字,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经济增长是削减赤字,财政可持续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我们要使政府财政可持续,鼓励经济扩张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提高税收。

早在2005年和2006年,在小泉内阁的最后几个月,已经有一些专家提出要提高消费税率,因为仅依靠经济增长不足以再建可持续的财政。但他们的声音被所谓的”涨潮“阵营淹没,他们坚称通过放松管制并削减政府支出可以在不加税的情况下平衡财政预算。这种方法最突出的支持者是总务大臣竹中平藏,中川秀直(自民党干事长)和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安倍晋三。安倍对经济增长论的信念,看来是根深蒂固。

日本将于今年十月将消费税率由8%提升到10%。

遗憾的是,这并不正确。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我不认为税收总额的自然增加就能解决财政赤字。自小泉内阁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各方面削减“无用”支出,除了国债还本付息的成本增长之外,只有社会保障的支出还在增长(图3)。

图3 政府收入(蓝线)及支出(红线),下方柱状图为债务总额,蓝为用于基建的国债,红为用于填补赤字的特殊国债

来源:日本财政部

人口萎缩,少子化高龄化下的经济增长

最后,我想谈谈经济增长和人口问题。毫无疑问,日本社会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萎缩所带来的新挑战。但人口下降意味着失去经济活力(衰退)的观念是严重错误的。

图4比较了人口和GDP的增长情况,从1870年到1994年,两者的趋势几乎没有相关性。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与其说没有关系,不如说是偏离的。在二战后经济增长率对人口增长率地显著偏离,则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劳动生产率的 (labor productivity) 提高大体上意味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只要人均产出持续增加,即使经济中没有增加额外的劳动力,经济也依然会增长。

图4 日本人口及经济增长,1870 - 1944(1913=100)

当然,这个图表仅仅包含了人口持续增长的125年,当人口停止增长后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1996年至2015年期间的“增长会计”了解近年来的趋势(见图5)。增长会计将实际GDP增长率进行分解,分别得出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三个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以反映创新或技术进步。

图5 同实际及潜在经济增长率相关的要素

1996年至2015年间,尽管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2011年大地震和海啸的影响,日本的年均GDP增长率平均为0.8%。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为0.2%,而TFP的贡献率为0.9%。而由于工作年龄人口的减少,劳动投入的贡献率率为-0.3%。所以尽管劳动投入在减少,但凭借全要素生产率0.9%的增长,总产出保持了年均0.8%的增长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下降,人均GDP的年增长则超过了1%,并转化为人均收入的增加,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的增长比起人口的增长,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和健康更为重要,即使人口正在萎缩,这也依然成立。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得靠创新

日本并不是唯一面临人口萎缩的发达国家,德国的人口下降率接近日本。几年前在柏林召开的会议上,我与一群德国商界领袖,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讨论了人口和经济问题。我问一位德国专家:“如果人口减少,德国经济会好吗?”他回答道:“尽管人口在萎缩,但我不认为经济增长就难以实现。人均收入的增长很重要,而它源于创新。德国的创新性世界一流,拥有强大的经济,技术和创新的力量将为经济带来良性循环。“

关于德国经济增长在创新之外的原因,请见《德国在欧元区的经济"霸权"

日本应该接受这种想法。如果我们想要重新获得经济活力,我们需要投资创新技术。图6显示了日本各部门的投资储蓄 (Investment Saving, IS) 差额。日本的企业部门手中握有最大的现金储备,这算什么资本主义?如果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还活着,一定得被气得翻白眼,大声疾呼企业应该将现金投入研发以驱动创新和经济增长。

图6 各部门投资储蓄差额

这才是日本在平成时代经济表现低迷的真正原因。人口萎缩和老龄化固然对经济构成了挑战。但是假设经济将与人口一起萎缩是极端的宿命论,令人发指的悲观主义。经济停滞的真正原因在于企业创新动力的衰退,日本需要把重点放在企业创新上,这才是提升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增长的关键。

对于日本的企业经营;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经济组织形式,融资形式及权力关系的多次变化,智堡将很快发布原创日本系列研究,敬请期待。


编译:夏立

来源:東京財団政策研究所 · 平成の財政・税制を振り返る,吉川洋 https://www.tkfd.or.jp/research/detail.php?id=3118(日)4.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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