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S季刊 | 国际银行业务七十年(上)

2021/10/13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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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套利、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推动了国际银行业务长达数十年的扩张,在大金融危机前夕,国际银行业务占全球GDP的比重超过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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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Seven decades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来源:BIS Quarterly Review, September 2021,发表日期:2021年9月20日

从20世纪50年代至千禧年,国际银行业务迅速增长,其推动因素包括:银行避开了加重其国内融资负担的监管规定,金融自由化扩大了投资机会,金融创新则提供了管理风险的新工具。这个市场的核心是离岸市场,贷款人和借款人在这里以各自的外币进行交易。银行之间对市场份额的竞争导致国际贷款激增,放大了重大金融危机之前的信贷繁荣。大金融危机 (Great Financial Crisis, GFC) 期间的损失以及紧随其后的监管改革限制了银行业的扩张,为非银金融机构成为主要国际债权人提供了契机。

关键点

  •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银行业务主要发生在离岸市场,在这个市场上,贷款人和借款人均使用外币进行交易。
  • 监管套利、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推动了国际银行业务长达数十年的扩张,在大金融危机前夕,国际银行业务占全球GDP的比重超过了60%。
  • 银行之间对市场份额的竞争导致国际贷款激增,放大了重大金融危机之前的信贷繁荣。
  • 大金融危机期间的损失以及紧随其后的监管改革限制了银行业的扩张,加快了非银金融机构成为国际债权人的进程。

正文部分

自20世纪50年代起,国际银行业务 (international banking) 从二战后的废墟中开始重新崛起。1963年,当国际清算银行 (BIS) 开始收集数据时,银行业的国际债权余额还不到全球GDP的2%。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它们迅速增长,2007年达到60%的峰值,然后在2021年初回落至接近40%(图1,左侧面板)。随着市场的扩张,早期由几种主要货币主导的银行间活动让位于与非银金融(机构)对手方和非金融(机构)对手方进行的业务,且币种更加多样。本文解释了这些发展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

图1 大金融危机前,国际银行业务增速高于全球GDP增速

监管套利、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是关键驱动力。监管提高了国内中介的成本,使得国外借贷对银行而言有了吸引力。新型金融产品(包括银团贷款和衍生品)的发展,改变了银行管理其国际投资组合风险的方式。更广泛的国际金融体系从一个被严格管理的、存在大量外汇管制和资本账户限制的体系,转变为今天的由市场驱动的综合体系。这种转变既是国际银行业务增长的原因,也是增长的表现。

除了这些结构性因素外,全球金融失衡与国际银行业务(的拓展)也互为因果。跨境贷款带来信贷繁荣的同时也成为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2009年的大金融危机 (Great Financial Crisis, GFC) 。在每一次危机发生前,银行之间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都促使国际信贷激增。

本文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下一节描述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银行市场的各个细分市场 (segment) 是如何演变的;Box A定义了这些细分市场,Box B描述了现有的数据。后续章节分析了监管套利和金融创新是如何塑造市场的发展的。倒数第二节评估了国际信贷如何在金融危机之前促成了信贷繁荣,最后一节概述了政策制定者如何应对国际银行业务带来的挑战。

Box A 国际银行业务的构成

国际银行业务包括以任何货币进行的跨境业务和以外币进行的本地业务。它包括三个细分市场,主要根据交易是否以借款人、贷款人或他们双方的外币计价来区分(表A1,彩色区域)。

表A1 国际银行业务的细分市场:以美元贷款为例

前两个细分市场是传统的国际银行业务,即货币(译者注:指业务的计价货币)仅对贷款人或借款人而言是外币。第一个细分市场是某一司法管辖区的居民以其本币进行的跨境贷款(图1,右侧面板,棕色区域)。例如,纽约的银行可能将美元借给伦敦或东京的借款人(表A1,棕色区域)。第二个细分市场也是跨境的,但涉及居民以其本币向国外银行借款(图1,右侧面板,灰色区域)。例如,纽约的公司可能从伦敦或东京的银行借入美元(表A1,灰色区域)。这两个例子都涉及到一个非美国居民的对手方以外币进行交易。为了便于解释,本文中,我们从借款人 (borrower) 的角度来定义货币,因此将第一笔交易称为外币交易(因为借款人是非美国居民),第二笔交易称为本币交易(因为借款人是美国居民)。

第三个细分市场是离岸市场 (offshore market),历史上也被称为“欧洲货币”市场 ("eurocurrency" market),因为它首先在欧洲发展起来(图1,右侧面板,蓝色区域)。这个市场的决定性特征是,业务以双方的外币计价。例如,东京的一家银行可能将美元借给伦敦的一家银行,后者随后可能将该笔美元转借 (onlend) 给伦敦的另一个借款人(表A1,蓝色区域)。

虽然前者是跨境交易,后者是本地交易,但两者都以一种对相关各方而言都是外币的货币计价,因为他们都是非美国居民。同样,欧元区以外各方之间以欧元计价的交易,以及日本以外各方之间以日元计价的交易,都是离岸交易。

这三个细分市场是密切相关的。一个货币区内的银行如果有多余的资金,可以将其输送到离岸市场,反之亦然。每个细分市场在各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都有所体现。例如,银行在中央银行持有的准备金(一种国内债权)可以用于结算相关货币的国内、国际或离岸债权。

国际银行业务的离岸核心

国际银行业务是跨境业务和外币业务的综合体。它由三个细分市场组成 (Box A) 。前两个细分市场包括传统的国际银行业务:以贷款人或借款人的本币进行的跨境交易。例如,美国的银行向国外借款人提供美元贷款(图1,右侧面板,棕色区域),或者美国国外的银行向美国国内的借款人提供美元贷款(灰色区域)。第三个细分市场是离岸市场(蓝色区域),该市场上的业务以贷款人和借款人双方的外币来计价。

二战后,离岸市场作为国际银行业务的核心萌发。多个世纪以来,银行利用在本国筹集的资金为国际贸易融资,并向外国王室和政府发放贷款。20世纪50年代,这种传统模式开始让位于另一种模式,即银行从国外为其国际业务融资。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离岸市场构成了国际债权的大部分(图1,右侧面板,蓝色区域)。

绝大多数贷款人和借款人都选择在离岸市场上从事外币业务。例如,美国以外的非银机构只将一小部分美元存款存在美国的银行中。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机构在美国以外银行的美元存款比例高达90%,在2000-2021年期间平均为77%(图2,左侧面板)。同样地,他们主要从美国以外的银行借入美元(中间面板)。对于欧元来说也是一样,欧元区以外的非银机构更愿意在离岸市场进行欧元交易——程度不及美元,但高于欧洲传统货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以外的非银机构主要将其日元存入日本以外的银行。他们从日本以外的银行借入日元的(占比)增长相对较慢,但现在离岸活动也已经占大多数了。

图2 外币活动主要发生在离岸

伦敦在国际银行业务中的首要地位反映了离岸银行业务的重要性。尽管美元在战后时期一直是主导货币(图3,右侧面板),但纽约在国际银行业务中的超然地位只是昙花一现。伦敦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脱颖而出,并在大多数年份里保持领先地位,尽管英镑在国际债权中所占的份额很小。在20世纪70年代,超过四分之一的国际债券是在英国(主要是伦敦)的银行登记的(左图)。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银行业对传统跨境银行业务模式的依赖一度让东京领先。在大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十年里,伦敦的市场份额有所回升,尽管随后被亚洲金融中心抢走了一些份额,但到2021年3月底,伦敦仍以16%的市场份额居首。

图3 伦敦和美元的地位不断下降,但仍是首要的

监管套利的起源

离岸银行业务从一开始就避开了一些适用于国内银行业务的监管规定,从而吸引了业务。银行在国内融资和国外融资方面的监管差异相当于创造了一个税收楔子 (tax wedge) ,使得银行在海外可以向储户提供更高的利率,向借款人提供更低的利率。鉴于美元在国际银行业务中占主导地位,美国监管规定的影响最大。其他国家的监管也为德国马克、日元和其他货币的离岸市场创造了增长机会。

关联最大的监管规定包括存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存款保险保费的上限。早在1955年,一家伦敦银行就以高于美国存款利率上限的收益率为美元存款定价。1966年,当美国本土仍受限于存款利率上限规定时,美国的大银行转而通过其伦敦办事处(开展离岸业务),以弥补缩水的国内存款业务。没有了准备金要求和存款保险所带来的中介成本,美国以外的银行经常提供比美国国内银行更高的利率,而欧洲的银行——特别是欧洲各国央行——很快就接受了离岸美元存款的新概念。美国的跨国公司也将美元存放在海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将美国家庭和企业的美元引导至海外账户。

监管规定不仅鼓励银行在美国境外筹集美元资金,还鼓励银行从国外出借美元,包括向美国居民出借美元(图1,右侧面板,灰色区域)。1969年,美联储扩大了准备金要求,以覆盖银行从国外获得的净美元融资,此后,外国银行通过在美国境外的分支机构簿记对美国公司的贷款,规避了准备金要求。1970年,由于信贷上限和准备金要求限制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贷款,欧洲企业首次在海外借入了大量美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监管的放松减少了套利机会。例如,美国在1970年取消了大额存款的利率上限。20世纪80年代,随着收益率下降,准备金要求施加的机会成本也有所降低,1990年,美联储将准备金率降至0。然而,美国的存款保险仍然为离岸美元存款提供了优势。

更广泛地说,金融自由化导致国际银行业务的构成逐渐远离离岸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发达市场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 (EME) 开放资本账户并放松金融体系的管制,刺激了其他细分市场的增长。因此,离岸细分市场的份额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近70%下降到2021年的40%左右。

取代离岸银行业务的是用借款人本币进行的跨境业务。20世纪70年代末,此类活动在国际债权中所占比例略高于10%,而到2021年年初,这一比例已接近40%(图1,右侧面板,灰色区域)。就美元而言,在本世纪头十年中期之前,美国居民的跨境债权比非美国居民的增长更快(图2,右侧面板)。就欧元而言,欧元区居民的跨境债权——占欧元计价债权的大部分——在欧元问世后迅速上升。它们的增长推动欧元在国际债权中所占份额在本世纪头十年中期达到近40%,尽管在大金融危机和2010-2012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有所下降(图3,右侧面板)。

实际上,金融自由化缩小了监管套利的范围,扩大了投资机会。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银行主要是向其他银行发放外币信贷,其他银行随后再把这些资金转贷出去;从80年代开始,银行越来越多地以借款人的货币直接向最终借款人发放信贷。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美元、日元或欧元以外货币计价的国际信贷份额稳步上升,从10%上升到2021年3月底的17%(图3,右侧面板)。此外,金融自由化导致了跨国银行业务 (multinational banking) 的扩张,这些银行以其分支机构所在国的货币为其在当地的活动提供资金。2021年初,外国银行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本地债权几乎与它们的国际债权规模相当,而在全球范围内,它们的本地债权相当于其国际债权的约四分之三(图4,左侧面板)。

图4 本币资产和衍生品的多样化

(未完待续)


译者:张小丹

来源:Seven decades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BIS Quarterly Review, September 2021, Sep. 20th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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