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资本遭遇政治:梳理CEO政治资助的来龙去脉(二)

2019/09/25 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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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7年间,上市公司CEO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捐款,是民主党候选人的两倍还多——前者约为3.2亿美元,而后者约为1.55亿美元。也就是说,总计超过4.2亿美元的政治资助,超过三分之二流向了共和党候选人。

本文由智堡翻译,原文为公开版权内容,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智堡的立场和观点,译文仅供教育及学术交流目的使用。

原文标题:The Politics of CEOs,作者:Alma Cohen, Moshe Hazan, Roberto Tallarita, David Weiss,发表日期:2019年5月,原文链接:https://www.nber.org/papers/w25815,译者:张一苇

本文作者Alma Cohen, 来自哈佛法学院和全国经济研究所 (NBER);Roberto Tallarita, 来自哈佛法学院;Moshe Hazan, 来自特拉维夫大学Eitan Berglas经济学院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CEPR);David Weiss,来自特拉维夫大学Eitan Berglas经济学院。

本文隶属于NBER工作论文系列,发表于2019年5月。

篇幅等原因有删节。目录与绪论请见《(序)》;CEO影响公共政策的渠道请见《(一)》;绘制CEO的政治学肖像请见《(三)》;CEO亲共和党倾向的深远影响请见《(终)》。

3. 公司,CEO和资助

要衡量CEO的政治偏好,就要分析他们对政治候选人、委员会和政党的捐款。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组足够多数量的上市公司CEO,一套将这些个人与政治资助的公开记录相匹配的程序,以及一种从资助规律当中推断出政治偏好的方法。本节概述了我们汇编的数据,以及为达成上述目的运用的方法论。我们还提供了数据的综述,以及有关CEO政治资助的统计总结。

3.1 公司与CEO

用于识别上市公司CEO的主要来源,是标准普尔 (Standard & Poor) 的ExecuComp数据库,其中包含标普1500指数成分公司高管的信息。标普1500是一个结合了三个不同指数的综合指数:标普500,包括500家大市值公司(目前均在61亿美元以上);标普MidCap 400,包括400家中等市值公司(目前在16亿美元到28亿美元之间);以及标普SmallCap 600,包括600家小市值公司(目前在4.5亿美元到21亿美元之间)。后文中有时会将上述指数作为“子指数”提及。

加总在一起,标普1500代表着整个美国市场价值的约90%。因此,样本中包括的CEO代表了上市公司资产的绝大部分。除了他们的名字,我们还从ExecuComp获取了CEO的性别和企业位置信息,从Compustat数据库收集了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具体来说,我们获取了市值、行业、总部所在州以及在给定年份该上市公司属于哪一个子指数的相关信息。

经此流程,在任何给定年份我们都掌握着平均487家标普500公司、384家中等市值公司和570家小市值公司的信息。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2000年到2017年之间的18年。在这段时期,大部分公司的CEO之位都曾有过更迭,很多甚至几经易手。因此,在考察时期内的初步样本中,涵盖了5078名曾担任过标普1500成分公司CEO的个人。

3.2 将CEO与政治资助相匹配

从联邦选举委员会 (FEC) 的公开记录中,我们获取了CEO向政党做出资助的信息。FEC是一家独立监管机构,通过《联邦选举竞选法》1974年的修正案设立。该机构的职责是管理和执行旨在治理联邦竞选融资的复杂法律体系。

与参选联邦公职的候选人有关联的所有竞选委员会,都必须在FEC登记在册,并定期报告从捐款人处收到的所有(单笔或加总)超过200美元的资助。与候选人没有关联的党委会和政治委员会(例如super PAC,见2.1节)也有同样的义务。由此,FEC在其数据库中收集并公开各种政治委员会收到的所有重要捐款,数量每年多达数千万笔。向FEC提交的每份报告,(原则上)都必须指明捐款人和收款人的姓名,以及捐款人的家庭住址、雇主和职称。但在许多报告中,有关捐款人家庭住址、雇主和职称的信息是缺失或不完整的。

为了确定哪些捐款是由上市公司的CEO做出的,我们将FEC数据库与前文所述的CEO数据库(3.1节)相匹配。这个过程并不像乍看起来那般简单。例如,ExecuComp中显示的CEO姓名,有时会与FEC网站上的多个捐款人重名;其他时候,两个数据集在是否包含中间名 (middle name) 以及如何对之进行处理(是完整显示还是仅以首字母显示)上存在差异。此外,CEO姓名可能在一个数据集中显示为简写或昵称,而在另一个数据集中显示为完整的正式名字(例如一个写作Bob另一个写作Robert)。

我们通过一个费力的多阶段流程,来解决这些和其他问题。具体来说,找到具有相同姓氏、相同名字(或通常与该名字相关联的昵称)、相同公司且中间名一致的记录时,就能将该CEO与FEC记录相匹配。我们的匹配结果中绝大多数是通过这种“严格”的匹配程序完成的。此外,若公司名称缺失,只有当FEC记录中的中间名(完整或首字母)一致且家庭住址位于公司总部50英里范围内时,才会将该记录视为与CEO记录相匹配。

总体而言,我们能够将FEC记录匹配到超过89%的标普500CEO,82%的中等市值CEO和72%的小市值CEO。在最初的5078名CEO名单中,没能匹配到FEC记录的有1268名(约24%)。经此流程,我们掌握了3810名CEO的政治资助数据。

在无法匹配的1268名CEO中,有些人可能没有做出任何资助;其他人可能做出了资助,但按照我们的方法论没有充分自信将其与FEC记录相匹配。由于缺乏有关数据,将他们视为缺失的观测项而非“中立”CEO是恰当的。不过我们注意到,若将他们归类为“中立人士”,“中立”CEO的比例会提高,但贯穿本文始末的共和党和民主党CEO比例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3.3 对政治资助分类

我们要解决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从CEO政治资助的有关数据中,推断出具体的政治偏好。为此首先要做的,是衡量任何CEO做出的资助最终在多大程度上让共和党或民主党候选人受益。

为了理解这种分析有多复杂,得先明白政治资助的直接对象通常是各种委员会。FEC数据库包含许多政治委员会的党派隶属关系信息,而对这些委员会的资助,我们会根据FEC记录的党派隶属关系进行分类。其中有些委员会是两大政党中特定候选人的主要竞选委员会,有这些候选人的明确授权作为代表筹集资金,或者至少没有被其支持的候选人公开撇清关系。在这些情况下,委员会与候选人之间存在官方联系。

其他委员会虽然没有得到候选人的明确或暗示授权,但与特定政党存在联系,要么是政党官方架构(党委会)的一部分,要么由政党高层人员建立(所谓的“党魁PAC”, leadership PAC)。FEC数据库也包含这些委员会的党派隶属关系信息。因此,我们将提供给授权候选人委员会、党委会和党魁PAC的所有捐款,都视为对特定政党候选人的资助。

但也有其他政治委员会与任何一方都没有明确的联系,因为它们与任何政党或候选人都不存在上述隶属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分析这些委员会开支的FEC记录。当有CEO向这样一个委员会进行一定金额的捐款时,我们会根据该委员会对两党支持的总开支分配情况,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分配这笔资金。

表1展示了2000-2017年期间,给定年份中在任标普1500成分公司CEO的个人做出的政治资助的相关信息。第一列显示了给定年份中在任标普1500成分公司CEO、且在该年度做出过政治资助的人数 ("Number CEOs"),样本期间该数字在1103和1211之间变化不一。其他各列提供了这些CEO的资助数量 ("Number Cont.")、平均金额 ("Mean Cont.") 以及共和党/民主党候选人在该年度获得的资助总额 ("Total Cont. to Rep"/"Total Cont. to Dem")。该表显示,在任CEO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捐款,是民主党候选人的两倍——前者约为1.38亿美元,而后者为6900万美元。

表1: 2000-2017年间标普1500成分公司CEO在其任内做出的政治资助

对于在样本期间曾担任过标普1500成分公司CEO的个人,我们的匹配程序旨在确定他们在整个样本期间的任何时候所做的所有政治资助,而不仅限于他们在任CEO的时期。在能与FEC资助记录相匹配的CEO数据集中,共有3810人。表2提供了在样本期间这些人所做的所有资助的相关信息。如表2所示,CEO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捐款,是民主党候选人的两倍还多——前者约为3.2亿美元,而后者约为1.55亿美元。

表2: 2000-2017年间曾任标普1500成分公司CEO的个人做出的政治资助

值得注意的是,在样本期间,CEO数据集中的个人总计做出了超过4.2亿美元的政治资助,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资金流向了共和党候选人。这一数字可能还低估了CEO的资助总额,因为本文的方法论只能将FEC的资助记录与CEO数据库部分匹配。不论如何,虽然CEO的资助总额不可小觑,但本文关注的并非CEO政治资助的直接影响。我们感兴趣的,是从这些政治资助中反映出的CEO政治偏好。

3.4 CEO政治偏好

一旦我们确定有多少CEO政治捐款流向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我们就能研究捐款中存在的规律,从而推断CEO的政治偏好。

当然,人们完全可能出于意识形态偏好以外的原因向政客捐款。具体而言,CEO可能出于社会性原因(他们与自己资助的候选人存在社会关系)或战略性原因(他们希望讨好候选人)捐款。围绕政治资助究竟是一种“消费”(即一种满足意识形态喜好的方式)还是一种投资(即促进CEO及其企业利益的手段),政治学家莫衷一是。

不过,虽然偶然性捐款背后的动机可能是社会性的或战略性的,但仍有理由相信政治捐款的总体规律与个人政治偏好存在显著关联(如果不是完全由个人政治偏好决定的话)。此外,不论政治捐款是出于对某一政党或候选人抱持的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还是出于对该政党或候选人会促进捐款人利益的精明算计,偏好某一政党的一以贯之的捐款规律,确是捐款人政治取向的合理代用指标,因而是具有潜在分析和政策意义的事实。出于这个原因,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金融经济学家和法律学者普遍采用竞选捐款作为富人、商业精英、律师和医生等团体政治偏好的代用指标。

由于CEO往往在某些年份做出巨额资助,而在其他年份几乎分文不出,我们根据在给定年份之前四年和之后三年期间CEO做出的政治资助,来定义CEO在该年度的政治偏好。也就是说,我们为每个CEO计算他们在这八年期间对两大党做出的资助比例。我们还验证过,基于更短或更长的时间窗口进行分析同样会得出定性相似的结果。

大多数CEO同时在向两党捐款,虽然程度上有多有少。在所有观测项中,有70%的情况CEO会同时向两大党(或其候选人)进行一次或多次捐款。虽然这种规律可能给人一种党派平衡的印象,但是向两党捐款的CEO可能仍会将大部分资助投向其中一党,从而表现出对其的偏好。因此在后文第4节当中,我们的实证分析将把一名CEO对两大党之一的资助比例是否超过一个特定的阈值,作为该CEO支持这一政党的分类依据。

(未完待续)


译者:张一苇

来源:Cohen, A., Hazan, M., Tallarita, R., Weiss, D., The Politics of CEO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815, Ma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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