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撒钱”和数字货币:后危机时代谈作为财政收入的铸币税(终)

2019/08/05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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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数字货币有可能缩小对纸币的需求(导致铸币税减少),央行就会试图介入自己来扮演发行方。铸币税的未来将继续保持一定的不确定性——而这当中唯一的确定,就是政府在原则上始终拥有要求分一杯羹的主权权力。

本文由智堡翻译,翻译行为获得了原作者授权,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智堡的立场和观点,译文仅供教育及学术交流目的使用。

原文标题: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es and Central Bank Profits: Seigniorage as Fiscal Revenue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作者:Jörg Bibow,发表机构:Th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Working Paper Collection No. 916,发表日期:2018年10月,译者:张一苇

作者Jörg Bibow系莱维经济学研究所研究员、斯基德莫尔学院 (Skidmore College) 经济学副教授。本文收录于莱维经济学研究所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工作论文集 (Working Paper Collection)。

因篇幅等原因有删节。央行利润的概念框架请见《(一)》,危机应对与流动性陷阱请见《(二)》,解剖美联储请见《(三)》,解剖日本央行请见《(四)》,欧洲央行奇事请见《(五)》。

第12节 论外:对几项相关议题的思考

12.1 关于“直升机撒钱”和“QE为民”

在讨论“直升机撒钱” ("helicopter money") 和“QE为民” ("QE for the people") 的概念时,首先应当回想一下货币发行的铸币/印钱再支出形式 (mint/print and spend approach, 以下简称MPS) ,和银行业形式 (banking approach) 之间的区别(译者注:央行利润概念框架的核心内容)。后者与货币政策的实施密不可分,造成的铸币税(财政)副作用相对次要;前者则更适合作为财政政策的一部分来看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提出直升机撒钱寓言的初衷,是为了强调货币政策的力量。在他家喻户晓的寓言中,一架直升机向毫无防备的公众撒下纸币,而在弗里德曼看来,公众显然会把钱捡起来并把它花掉,毫无障碍地适应这笔飞来横财。然而,弗里德曼的直升机,指的显然不是央行——央行得通过购买资产或发放贷款来发行其货币负债。弗里德曼的直升机,指的其实是MPS当局,向公众发放(财政)赠金而不是自己把它花掉——即主权方主动放弃铸币税的其他用途。

注:“在一个假想的世界中,纸币是唯一流通的交换媒介,首先设想一个恒定的状态,即在很长时间内货币的数量是一个恒定的常数,当然其他状态也一成不变。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面临足够的不确定性,因此他们觉得很有必要持有现金余额,以便应付在收入和支出之间可能出现的难以预料的缺口......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是货币的数量——即各种面值纸币的最终数量——决定着价格水平。如果仅按照假定水平的一半来供给货币,所有价格就会打对折;如果翻一番供给货币,所有价格就会翻番......让我们设想一下,某一天一架直升机飞临假想的长期稳定的社会,然后从空中撒下额外的与流通数量相等的货币......当然,从空中撒下的货币很快就会被人一抢而空......如果每个人都只是决定继续持有这笔飞来横财,那么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但是人们不会照此行事......最终的结局显而易见。人们试图超支消费的意愿将受到当头棒喝,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消费意愿却哄抬了商品和服务的名义价值。这些凭空多出来的纸币并没有改变这个社会的基本状况。它们没有增加可用的生产产能......所以,最终的均衡状态将会是[翻了一番的]名义收入......而实际流通的商品和服务与之前的水平完全一致。”——弗里德曼,1969年

实际上,凯恩斯在《通论》中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在书中他建议,财政部可以在瓶中填满纸币,再将瓶子隐藏在地下,然后让公众去挖掘它们:

如果财政部在旧瓶子中填满纸币,将它们以恰当的深度埋在废弃的煤矿中,然后用城镇垃圾填埋到地表,并运用久经考验的自由放任主义 (laissez-faire) 原则,将挖掘纸币的权利(当然首先得通过招标承租埋有纸币的土地来获取相关权利)交给私人企业。失业将不复存在,而且在对相应产业的带动下,社区的实际收入及其资本财富可能会比原来好上许多。当然,拿这些钱去建造房屋等更为明智;但如果在这方面遭遇政治和操作上的困难的话,开展上述活动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凯恩斯,1936年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凯恩斯认为应该由财政部而不是央行来为经济活动提供刺激。与弗里德曼(的暧昧不清)相比,凯恩斯明确指出,手头的问题属于财政政策的范畴。其次(在哲学上相当有意思),弗里德曼将“白拿的货币”比作从天而降,而凯恩斯则在他的比喻中指向了私人企业和自由放任主义。最后,凯恩斯确实认识到财政刺激是创造就业的更好方法,而不仅仅是在地上挖坑再填上。

作为弗里德曼直升机寓言的变体,近来大受欢迎的概念与提议“QE为民”是这样建议的:央行应直接支付(赠金)到人们的银行账户上,而不是将这些钱转交给银行家。由于一般公众的需求比银行家更为迫切,QE为民政策被认为是一种更有效(也更公平)的刺激措施。

事实或许确实如此。但问题的关键在于,QE为民提议同弗里德曼最初的直升机寓言一样,混淆了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概念。如果财政部和央行真的如宏观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只是一个“统一”的政府机构,那这种混淆或许无关紧要。但一旦引入了央行独立性的概念,这种混淆自然让矛盾尖锐了起来。更重要的是,这种混淆也与明斯基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批评(即对现金流和金融结构过度抽象的理解)相矛盾。无论是否真的“独立”,央行在金融体系中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如果将其功能抽象化,货币发行的MPS和银行业形式之间的差异会变得更加明显。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将QE为民的运作放在英国央行和英国央行资产购买融资有限公司 (BEAPFF) 的场景下作一番考察。

在扩张或扩表阶段,BEAPFF应利用(原用于购买资产的)英国央行贷款收益,向家庭部门进行转移(支付赠金)。与按照QE的银行业原则购买和暂时持有扩大的生息资产组合相反,QE为民将遵循“铸币/印钱原则”,意味着在没有对应资产的情况下暂时扩大政府的货币负债。

如此一来,英国央行/财政部不会在该计划上赚得任何收入(铸币税)。相反,至少在正利率环境下,财政部还要向英国央行支付贷款利息,其中一部分银行将作为利润汇回财政部。

在收缩或缩表阶段,假设QE为民——就像现实中“为银行家服务的QE”那样——会在某个时间节点迎来央行资产负债表正常化,届时财政部将在市场上发行债券,以偿还英国央行发放的BEAPFF贷款。在扩张阶段暂时扩大政府的货币负债(而没有对应资产)之后,这些货币负债会在缩表阶段被债务负债所取代。这些债务的未来利息支出,代表了(未来的)铸币税收入(亏损),而这些未来的央行利润实际上是在QE为民的扩表阶段向人们发放赠金时被提前预支了。

从本质上讲,QE为民政策是一项预支未来铸币税收益的财政转移计划。通常而言,政府可以自由做出这种跨期选择。不过并无必要为了财政政策动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财政部本身就可以向人们发放支付赠金,而央行则在市场上购买政府债券(由财政部以对应更庞大的数量发行)。这种安排确实可能造成“为银行家服务的QE”,但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它与QE为民别无二致。回想一下德国央行购买外汇储备以遏制发达市场货币升值、支持德国出口产业的案例——而德国央行持有的这些外国资产很快便蒙受损失,导致德国政府多年无法从其央行获得利润分配。德国没有通过正常的预算程序炮制出口补贴,而是利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预支了其铸币税:这正是为德国出口产业服务的QE给我们留下的教训。

当然,财政部还可以要求央行从它自己的国库账户当中出售资产,而不用发行债务来吸收通过QE为民创生的任何过剩流动性,也就是说在QE为民的缩表阶段存在吸收流动性的替代方式。在极限情况下,对QE为民负债的追索将让“央行”不再持有任何可以对应其货币负债的资产,实质上让央行转变为了MPS当局。

这再次说明,央行的货币创生,不论是货币政策形式的QE还是财政政策形式的QE(即QE为民),都只有在帮助动员其他未充分利用的国家资源的前提下,才能算得上是“免费午餐”。对于资源利用不足的经济体来说,这确实是自然存在的免费午餐;不论以哪一种方式,通常来讲货币政策确实要在动员资源和兑现这种免费午餐上发挥其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央行作为准财政机构来运用,就必然是解决问题的恰当方法。

12.3 数字货币和分布式账簿技术

当前有关加密货币(如比特币)的炒作和投机狂热,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他们的传道者和一些观察家似乎认为,这些金融创新是对现有国家货币的潜在威胁:作为当前纸币和/或银行存款(或非银机构发行的其他近似货币)的替代品。首先,将这些私人金融创新称为“货币”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工具中表达的价格波动过于剧烈,必然会破坏其作为货币需要具备的功能。它们更应当地视为附带有(消耗能源的)支付技术的投机对象(郁金香)。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成功发行(别的说法还有“挖矿”/“铸币”/“铸造”)这些产品的人最终可能会获得可观的利润。然而这些产品是否将取代央行货币并把央行及其货币权力踢下神坛,非常值得怀疑。

对于央行货币需求的潜在消失可能会削弱货币政策效力的担忧,绝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担忧是货币经济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例如,早期版本的“电子货币” ("electronic money") 在1990年代末就曾引发过同样的警报和争论。自那时以来的经验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证明基础货币的规模——在正常时期由央行(以一定的代价)内生提供——在确定货币政策效力方面不如最初看起来那般重要。

另一方面,那些将纸币的消亡视作是央行扩大负利率政策空间的机遇的人,对这种愿望应当更加谨慎:强化对央行全能的信念,虽然看似可以非常方便地削弱政府相对于市场的力量,但也可能会进一步加重货币政策作为稳定政策工具的负担,并最终破坏对央行独立性的政治支持——届时皇帝新衣的真相便会大白于天下,或者至少会发现新衣没有想象中那么漂亮。

真正的问题在于,数字货币(特别是“分布式账簿技术”)若由央行、银行或非银机构以现有国家货币计价的形式发行,是否会使支付系统更加高效。

向公众发行不具备分布式账簿技术的央行数字货币,实质上就是允许公众直接在央行(而不是标准银行账户或货币市场基金)办理银行业务。这可能会扭转央行在货币业务中的份额下滑的历史趋势。对金融业来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另一方面,由于私人发行方发行的具备分布式账簿技术的数字货币可以复刻纸币的匿名特征,这也许会导致完全相反的发展,并进一步缩小央行在货币业务中的份额——除非央行决定介入扮演发行方的角色。

因此,央行数字货币发行也将为实施“QE为民”提供一种直接的方式。央行可以绕过银行为公民开设数字货币“账户”(“钱包”),并在需要时填满它们,以用作对私人支出的“直升机”刺激。与此同时,央行发行人将在其资产负债表上计入一笔“递延资产”——并从未来的铸币税收入当中赎回。从技术上讲,这可能是小事一桩;但从政治上讲,扮演一个既决定又实施财政政策的独立央行可就复杂得多了。

不过分追究这一问题,这里只提及最重要的方面,即数字货币可能会产生新的金融稳定风险,并对央行的铸币税收入产生潜在影响。

央行倾向于将其财务独立性——基于其铸币税收入,只有剩余利润才会汇回财政部——与其政策有效性相关联。如果数字货币有可能缩小对纸币的需求(导致铸币税减少),他们就会试图介入自己来扮演发行方。将数字货币发行这一有利可图的业务全部让给私人企业,而且还伴随着被动扩大的保障责任(最后贷款人),却没有相应的监管权力和足够的回报(铸币税分享),这从央行的角度来看将是尤其缺乏吸引力的。从根本上讲,货币业务一直都是一个高度竞争的领域,铸币税的未来也将继续保持一定的不确定性——而这当中唯一的确定,就是政府在原则上始终拥有要求分一杯羹的主权权力。

(全文完)


来源:Bibow, Jörg,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es and Central Bank Profits: Seigniorage as Fiscal Revenue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Levy Economic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Collection No. 916, Oct. 2018

Bibow, Jörg: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ies and central bank profits, IMK Study, Nr. 62, July 2018, Hans-Böckler-Stiftung https://www.imk-boeckler.de/de/faust-detail.htm?sync_id=8168

译者:张一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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